续说张謇致柳诒徵信札/赵鹏

续说张謇致柳诒徵信札

□ 赵   鹏

新编《张謇全集》所收张謇《致柳诒徵函》，其来源依据的是2005年第8期《史学月刊》上刊载的一篇论文所引，那篇论文的题目为《由张謇佚札看其对〈学衡〉及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作者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博士研究生。由于论文所引此信有打着方框的缺字，无从知道是因为原件有残缺，还是其字未能认出，记得张謇研究中心的编辑曾辗转与作者联系，希望能得原件图片校核，但一直未得回音，出于无奈，新版《张謇全集》只得依原样照录了。

或者算是桑榆未晚吧，这封信的原件近年上了拍卖会，而又为有心人张裕伟君得知，并于2016年第3期本刊发表《张謇致柳诒徵信札墨迹新释》，既补全了未识之字，又厘正了原来的断句之误，还张謇此信的完璧，实属幸事。

就信的内容看，本信是1922年10月张謇因暇翻阅先前所得《学衡》杂志，看到杂志中的一些观点甚合己意，这才写信索购全套三份杂志，以备向各本地中学校推广。《学衡》杂志创刊于1922年1月，张謇之所以能够读到，应是本年8月柳诒徵来南通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时带赠的。所以两个月后张謇读之有感，要想索购，找的就是柳诒徵。

最近整理家中杂物，翻出十多年卜元先生所赠其藏笺的复印件，看到一通柳诒徵致张謇函，细细一读，竟然是对张謇那信的回复！有来有往，这事立马就增了些趣味，不敢私秘，特此略作介绍，看看柳诒徵对张謇的反应。

此信共两页，用的是印有“国立东南大学”校名的八行笺，应是校方的专用笺纸。笺纸纵29.5厘米，横17.5厘米，其尺寸要大于一般通行的信笺，或许是为着表示其气派。信的全文录于下：

季直先生道座：奉教属续呈《学衡》，谨检自六册以下寄呈三份。一期至五期现已售罄，或向上海中华书局购之，当可得也。社中诸友，既病旧学之荒芜，复患新趋之谬误，期以绵力稍图救济。出版以来，海内人士赞许者颇夥。第恐论学如扶醉人，不东倒则西倾，猥以持平之言，夷于复古之帜，则匪同人之素志也。

无论中西，皆自有其真正文化导扬之责，殊非少数所能胜。尚祈先生随时指教，或锡以高文（有新诗未刊布者，亦祈录赐），为耆宿与少年共进之模范。通海人士或各地名贤，有与本社同志欲发表言论者，亦希先生广为介绍，以张吾军。学术为天下公器，非一人一家一党一校所得私，同人夙秉微尚，不敢自是。所欲求教者尚多，先布区区，敬祈鉴纳。即颂道安。后学柳诒徵顿首。十一月十号。

孝若兄并候，复任公书已转致。

张謇给柳诒徵的信写于1922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六日），落款中西历并署，而柳这一回信的时间则显然是用的公历11月10日。就内容讲，也完全是对张謇前信的回应。既应张謇求索，检其编印的《学衡》寄奉，还就张謇对《学衡》的赞誉，进一步申述其志意，并希望能给予导扬。可见张謇的赞誉，是让柳诒徵有如逢知音之感的。

柳诒徵的这个反应也自有其原因，因为他与梅光迪、吴宓等创办《学衡》，本来就有着针对陈独秀、胡适等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他们反对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道德和文化的全盘否定，而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这种对传统道德和文化的坚持，在当时被视为复古保守，颇受诟病，所以一但得到德高望重的张謇的赞扬，他们自然会引为同调。

柳诒徵把张謇引为同调，可能还有更深切的一层理解。因为就在此前不久他因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而参观了南通，对张謇经营新南通的做法有了直观的了解，甚至在张謇的实践里看到与《学衡》主张的相通之处。他在科学社年会上作题为《文化之权威》的讲演，就是以张謇建设南通为例的。这个讲演曾刊布于《科学》杂志，想到如今能见到者可能不多，因照录于下：

今日世界之最有权威者为军阀与金钱，军阀拥兵恣睢，人民无可如何，观于中国十一年来之现状可知；然兵须有饷，无饷则变，是军阀之势力仍有赖于金钱也。试观欧美各国资本家之藉金钱压迫劳动阶级，岂减于我国军阀耶？自大战以后，列强表面虽俱以减缩军备为言，而实则耀武整军，发展经济，不遗馀力。是故在今日之世界，唯有军阀与金钱二者势力最大，文化有何权威可言？虽然，文化固有极潜伟之权威。我自来南通后，而益信此种观念之不误，试略为诸君言之：十九年前，吾因应张啬公之召商榷师范校事初至南通，彼时学校唯有师范校一所，实业亦极幼稚，道路狭仄，唯有独轮车可乘，一切事业俱极简陋。及此次重来，教育发达无论，而军山有气象台，唐闸用机械之工厂林立，其他若道路，若桥梁，若公共建筑，无不焕然一新，含有科学之意味。自普泛之眼光观察，此新南通似为西洋文化所产生，其实新南通为张啬公一人所经营缔造，乃旧文化之产物。何以故？啬公之出身，科举而非学生，乃旧社会的人物。旧社会的人物甚众，而独啬公能新其邑者，盖啬公天才卓绝，又有张廉卿、翁叔平等硕学之士为其师友，故能撷取旧文化之精蕴，而本其固有之学术，利用科学发展南通种种之事业，是以中国文化吸收西洋文化，并非以西洋文化征服中国文化。反之，上海之新事业非不多于南通，而所以远不及南通者，即由其尽失却中国文化之精神，而为西洋文化之奴隶也。吾人观此，当可悟文化之权威之有在矣。抑文化权威不但能新一地方而已，日本由明治维新后而富强，一战胜我国，再战胜俄国，在浅见者无不谓为师效欧洲变法之故，而不知其维新诸子如西乡隆盛等，实得力于阳明之学。故日本之有识者尝谓新日本之造成，实导源于中国之文化，允为至当。前岁巴黎开中法文化沟通会，有法国著名之学者来会讲演，谓中国人无不以法国为共和先进国，民主之学说实由法人首倡之，而不知法人实得自中国，试观卢梭所著书中尝数引孔孟之言乎。中国学生初闻之，以为法人欲联络邦交，故为此恭维之语也，乃查卢梭所著书，果引有孟子民为贵之说。此事乃某学生亲告我者，某故我昔日之学生也，非虚语者。由此以观，即谓法国之共和，亦发生于中国之文化，固未为不可。是故文化之为物，虽有时在本国失其权威，而必显于异国。斯不独中国文化为然，即印度文化，西洋文化，亦莫不有此权威。惟印度是精神的文化，西洋是物质的文化，中国则介于二者之间，能为精神上及物质上之调和，故其权威尤为伟大耳。军阀与金钱之权威足以减人群幸福，宜求所以消灭之；文化之权威可以促社会进步，宜求所以发挥之。欲文化权威之发挥，不独恃天才，而尤赖于环境之刺激。啬公之能本旧文化精神，运用西洋文化以改造南通，半由其天才过人，又有贤师友，半则有感于甲午之役而奋发。今国家之困难又甚于前矣，磨练精神，发挥文化之权威以造成新中国，是吾人之亟宜互勉者也。

讲演中说张謇的“能撷取旧文化之精蕴，而本其固有之学术，利用科学发展南通种种之事业，是以中国文化吸收西洋文化，并非以西洋文化征服中国文化”，不似上海的“尽失却中国文化之精神，而为西洋文化之奴隶”，在柳诒徵看来，这正是与《学衡》主张如合一辙的。而张謇前信之所以赞誉《学衡》，也即出于同此的原因。

本信的末尾“孝若兄并候，复任公书已转致”，是回应张謇前信中张孝若附言请其转致信给梁启超，只是张孝若称信为“致”，而柳诒徵谓为“复”，不知谁更准确。这段时间梁启超正旅居南京，经常为各学校作讲演，与柳诒徵接触多，故才有转信之托。此前张孝若因希望效法美国，变南通的绅治而为全民自治，创办了自治会，曾印有报告书。梁启超得书后有信致张謇，中有“昨得睹《南通县自治会报告书》，颇有生子当如孙仲谋之感，想公当掀髯以笑”之语；而本年在南通开科学会年会时，他们也有接触。只是张孝若此次给梁启超的信无缘得见，所说的内容也就无从知晓了。

（作者单位：南通张謇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