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要在知言 论事贵乎有识/沈振元

读史要在知言 论事贵乎有识——读张謇东游日本诗并与张天骄、姚颖先生商榷

                              沈振元

1903年5月，张謇赴日本考察，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历史文献——《东游日记》和11首诗作。认真学习这一历史文献和诗作，对我们深入研究张謇思想，弘扬张謇精神大有裨益。

张謇认为，“读史要在知言，论事贵乎有识”。意谓读史的关键在于知言，而议论的可贵之处在于有真知灼见。所谓“知言”，即就言辞以察知其思想的是非得失所在。《孟子·公孙丑上》曰:“何谓知言？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告诫我们要弄清偏颇之辞、夸饰之辞、邪恶不正之辞、支吾搪塞之辞的真实含义，并识别其危害性，才能算“知言”。而“知言”是“论事”的前提，倘言尚不知，却去议论，恐难切中肯綮，亦难有真知灼见。然而，“知言”并非易事，读古人诗词似乎更难。诗歌总是以含蓄精炼的语言模写景物，抒发情感，因而解读时往往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学界同仁之间展开友善、坦诚、务实的争鸣显得非常切要。最近，有幸读到2013年第4期《张謇研究》张天骄、姚颖先生的大作《张謇诗词中的西方世界》（以下简称《张文》）颇受教益，同时也遇到不少疑问，需要商榷并祈二位先生不吝赐教，以匡不逮。

一、关于张謇诗的特色

  《张文》在导语中指出：“纵观张謇的诗词，其最大特色在于‘经世致用’这四个字。”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未闻以诗歌经邦治国之道。古人云：“诗言志，歌咏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见《文心雕龙》）。这表明“志”、“情”都是诗人主观的东西。张謇认为，“诗以为灵府之瀹”，强调诗是心灵的产物，“人之生宣郁必噫，吐怀必鸣，诗以美其噫与鸣云尔”（《朝鲜金沧江刊申紫霞诗集序》）。人宣泄心中之忧郁必然会感叹，吐露自己的情怀一定会发声，诗只是使这种感叹和叫喊艺术化，使之优美动听。当然，诗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并非总是个人情感的宣泄，它也反映社会现实，干预人民的生活，显示人们的愿望和诉求。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曾向唐玄宗献上《三大礼赋》，但毫无结果；他写了许多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那篇脍炙人口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反映其穷愁潦倒的生活，抒发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愿望。杜甫那种炽热的忧国忧民情感和迫切要求变革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千百年来不知激荡着多少读者的心灵，但在当时，他只落得“归来倚仗自叹息”的结局。可见，以诗歌作为经邦治世的工具或手段，恐怕已超越了诗歌所能承载的社会功能。

同样，张謇的诗也不能担当起“经世致用”的重任。我们且不说那些怀念徐夫人、沈寿等人的诗与“经世”毫不相干，也不说那些与朋友的唱酬之作与“经世”没有多少关系，我们只要读一下其“诗集”的首尾两首诗《画鸭》和《题怀素自叙帖》，就会发现这两首诗对“经世”也派不上什么用场。可见，以“经世致用”作为张謇诗的“最大特色”，实在缺乏最起码的论据支撑。那么，张謇诗的特色是什么呢？鄙人才疏学浅，对此缺乏研究，不敢妄下结论。不过从张謇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一点端倪，他在《程一夔君游陇集序》中指出：“人有恒言曰：‘诗言志’，謇则谓诗言事，无事则诗几乎熄矣。”他赞赏程君的诗“必有事在焉，无空作，与謇所抱诗言事之宗旨合”。“诗言事”似乎可以视为张謇诗的一大特色。遗憾的是《张文》不仅认定张謇诗的特色是“经世致用”，而且由此演绎出诗歌“意在喻政”和“借景问政”的创作方法两个“副产品”。虽然这两个观点与“经世致用”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以之作为解读诗歌的路径，必然导致脱离文本，任意发挥的歧途，不仅曲解了诗的原意，而且曲解了张謇。这是我们无法苟同的。

二、关于几首张謇诗的解读

五月十三日，张謇写了三首与日本朋友交往的诗。《赠日本藤泽南岳翁》：“海色西来满眼前，神山楼阁瞰吴船。谁知白发松窗下，犹抱遗经说孔传。”藤泽南岳是一位“汉学老儒”。他热情接待张謇一行，他的儿子元造“愿为遍观各学校之导”。诗小序云：“翁名恒，字君成，晚号南岳，父亦汉文名家。翁著《日本通史》《探索小录》，文笔修隽。子元造亦重汉学。日人谓翁三世儒家。”诗很短，仅四句；题旨明确，很容易读。第一句写“西来”的海色仍在“眼前”，表明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第二句用拟人和借代的手法写日本朋友盼望张謇一行的到来。吴，江苏代称，“日人自三国时通吴，为交邻之始”。吴船，即从江苏开来的船（当时上海也属江苏），借代张謇一行。第三四句合成一个意象：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在松窗下手持经书谈论孔子。“谁知”一词表惊讶和赞叹，有谁会想到，在日本居然还有这么一位学者到了暮年仍热心研究儒学，景慕之情溢于言表。
  《张文》虽承认这是“一首赠送友人的诗作”，但在解读时，既未谈赠的对象，也未说赠的缘由，把赠诗变成了挞伐中国的“骂诗”：一骂清廷，说诗“是张謇发出的充斥着对清廷不满的呐喊”；二骂国策，说“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却使国人坐井观天，逐渐滋生夜郎自大的心态”；三骂文化，说“‘遗经’和‘孔传’象征着早已不合时宜的封建没落文化”；四骂国人，说“‘白发’和‘犹抱’则揭示了大多数国人恪守旧礼，慵懒度日的心态”。我们不禁要问，有哪一位诗人是这样写赠诗的呢？你们大加挞伐的依据何在？
  《村上隆平上野理一西村时彦三君招饮网岛金波楼席罢赋诗呈同座诸君》
   淀川川上画楼多，楼外岚光映叵罗。

接席相忘天詄荡，岸巾强复醉嵬峨。

北听绝徼悲涛涌，西望沧溟落日边。
   星月渐明灯渐上，从容良会记金波。

这是作者在三位日本友人“招饮”席罢所作送给“同座诸君”的一首七律。诗有小序，介绍金波楼的位置、楼主、环境、陈设及招饮者的身份。诗描写朋友良会的欢乐情景，赞美友人之间的真挚情谊。首联写“招饮”的地点和环境。画楼指装饰华丽的酒楼。叵罗，敞口的浅杯。“岚光映叵罗”，显示环境之优雅。颔联写“招饮”的场面。写得别具一格，不写山珍海味、金樽美酒，只写饮酒的氛围和情态。洽席接风，各自忘了自己的国籍和身份；亲密无间，仿佛天空也开阔清朗。岸巾，又称岸帻。本覆在额上，把岸巾掀起露出头额，显示神态洒脱，无拘无束。醉嵬峨，指人喝得醉醺醺后摇摇晃晃的样子。这种忘形的情态是朋友情谊的最好诠释。颈联写酒酣后的见闻。人们饮酒至酣，或仰而赋诗，或俯而谈笑，场面热烈，酣后渐趋平静，听到北方遥远海域波涛奔涌的呜咽，看到西方海上夕阳沉海的壮观。以涛声衬托酒席之平静，以落日明示筵席之从容。尾联写“招饮”席散。席散人去，星月渐明，灯火渐上，诗人挥毫作诗，记下在金波楼“从容良会”的盛况。
   而《张文》把此诗视为“鼓励国人重拾信心的佳作”。还说，“他（张謇）的悲始于国家和民族遭受的不公待遇”，诗歌“对此有精辟论述”。既是诗歌何来“论述”？更何来“精辟”？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张文》称“张謇”身为清末状元，多少对于前朝有着一丝眷恋”。这个“前朝”指哪朝？若对明朝，恐未必有“一丝眷恋”；若对清朝，又何止“一丝眷恋”？而1903年作此诗时，张謇显然还生活在清朝。钟嵘《诗品》云：“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我不明白《张文》为什么把一次高高兴兴的朋友嘉会解读成一次悲怆的情感宣泄呢？
   可是，《张文》在解读《答高桥岩吉饷药》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称：“整首诗始于‘三岛神仙宅，多藏不死方’，终于‘不须饮冰雪，内热自清凉’。这两句诗是典型的借物喻事，字面上是描绘炼药丹房的超凡脱俗，实际上是将现代化的日本比作得到西方真传的神仙宝地；而中国则须耐心向其学习，方能解除内忧外困这一顽疾。张謇正因为在日本找到了治国病之良方，才不禁憧憬起国力兴旺的未来。”真的是这样吗？
   让我们先读一下闰五月四日的日记吧。“森村扇四郎复与高野周省来，说凿井器事。”上年九月，张謇雇日工伊藤泽次郎父子，在通州纱厂凿井深三十文，见砂石层而无水，伊藤引去。现在他们趁张謇在日本，又来要钱，这使张謇想起许多往事，认为“日人商业甚无信义，十余年来，中人之受诳者指不胜屈”。森村名片上自称“工师”，其友说他是“海军技师长”，张謇访之海军却“无此人”。高野自称“农学士”，又自称“兽医”，访之警察厅，则“高野名下仅署一农字”；访之农科大学，则从前学士中“并无其人”。张謇对日本“工商业中私德腐溃又如此”感慨不已。知道了这些情况再来读此诗，就很清楚了。

《答高桥岩吉饷药》
   三岛神仙宅，多藏不死方。
   蛟龙窥玉札，山水护丹房。

九转参真诀，千金压客囊。

不须饮冰雪，内热自清凉。

高桥岩吉是什么人，我们无从查考，只知道他是炼丹卖药的人。饷，此作赠送；饷药，即向张謇赠送药品。“以予为取”是日本商人惯用的手法。从标题看，作者未用“君”、“翁”一类的敬词，表明了态度。一二句用夸张的语言揭露其虚。谁见过“神仙宅”与“不死方”？三四句进一步揭露其伪。蛟龙来偷看“玉札”（珍藏的秘籍——不死方）显然是神话故事。五六句揭示其恶。他吹嘘“九转参真诀”，目的是“千金压客囊”，即骗取客人口袋里的钱。七八句揭穿其骗。吃药后仅有清凉之感，并无奇效。张謇一向推崇日本的医药事业，但对卖药骗子却很讨厌，在《东游记行二十六首》中也有直刺其事的诗：“松阴藤角一茅宇，万药千蒲相向开。野老应无锦步障，都疑石卫尉家来。”锦步障，指遮蔽风尘或视线的锦制行幕。晋代富豪石崇与王恺比富，恺制紫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此指那些卖假药的乡村野老以豪华的摆设吸引欺骗客人。

《松永道中》

山水孕自造物雄，蜻洲见者疑人工。

岩雕谷漱出风雨，海色八面磨青铜。

有时映带列远近，有时独秀洪涛中。

有时危缀树一粒，有时密密枞杉笼。

乃至梯田与柴落，溪桥神社无名泷。

一一摹写有陈本，界画钩勒殊不同。

我来未暇事幽讨，遍寻胜地支吟筇 。

但从舟车目所到，欣赏已足酬尘雾。
   神州大陆廿二省，各有山水名其封。

经营位置尽如此，图册宁许更仆穷。

故知侏儒表一节，景物端与政事通。

山经地志祖禹贡，当年疏奠谁之功。

推书扑笔仰天叹，冥想著我陶轮中。

这是一首写景抒情诗。前面十二句写景，开头两句写山水景观是大自然的造化，一个“疑”表明风景未经人工雕琢，突出山水的自然之美。接下去八句写“道中”所见的景物。“一一摹写有陈本，界画钩勒殊不同”，是对上面写景的说明，以文字摹写景物难免落入老的框框，如果画家则定能钩勒出各个景的特点。而《张文》将此句解释为“日本已经具备了浓厚的西方文明色彩，而与东方的疲乏步调‘殊不同’。”明明写两种描摹方法造成所刻画的景物的差异，怎能变成西方的“色彩”与东方的“步调”的“殊不同”呢？接着写诗人复杂的感受：一是满足，虽然冒着尘雾拄着手杖奔波劳碌，但能欣赏异国的风景，感到是值得的。二是不平，祖国大陆各省都有名山大川，为什么越来越穷困呢？三是思索，从“侏儒”（矮小的日本人）的话中感到“景物”的开发利用与“政事”有关；而我们的祖先早就注意对山水资源的研究。禹贡：《尚书·夏书》篇名，大约成于周秦之际。篇中把当时中国划分为九州，记述各区的山川分布，交通物产状况，保存了我国古代的地理资料。之后的地志，《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及历代的地理专著，无不以《禹贡》为依据。既然山经地志都“祖”（沿袭）《禹贡》，那么当年疏浚河道，“奠高山大川”，又是谁的功劳呢？四是激愤，诗人由日本联想祖国，从现实追溯历史，不禁心潮起伏，推书扑笔，仰天长叹。然后陷入深沉的思考。并将思考的结果放置于自己的“陶轮”之中。陶轮，又称“陶钧”，指制陶器的转轮，比喻对事物的控制和调节。《汉书·邹扬传》注：“圣王制驭天下，犹陶人转钧。”从激愤、长叹转而为冥想、自信，充分展示出诗人理性的爱国者形象。这与《张文》所谓“表达了诗人殇国之不幸，怒国之不争的情怀”，是两种不同的精神境界。

《一人》

一人有一心，一家有一主。

东家暴富贵，西家旧门户。

东家负债广田原，西家倾家寿歌舞。

一家嗃嗃一嘻嘻，一龙而鱼一鼠虎。

空中但见白日俄，海水掀天作风雨。

这首诗是由一个名叫许士泰的人所引发的联想。许氏原为山东日照的农民，勤劳朴拙，在日本十五年，娶妻生子，拥有八十余顷土地，还受政府表彰。在中国，像许士泰这样的人很多，比许强得多的人也很多。但中国的“许士泰”得不到政府的重视与关心，他们视政府若“九天九渊之隔绝”，与政府处在对立状态。该诗语言通俗易懂，然词约而意丰，语浅而义深，很值得深思，作为一家之主的“一人”，决定了家庭的兴衰；作为一国之主的“一人”，则决定了国家的成败。作者的意图显然不是《张文》所称的“警示国人”，而是针砭朝廷的最高统治者，正是那个“一人”挪用军费“寿歌舞”，软禁光绪，自己号令天下，使自己的国家由“龙”变成任人宰割的“鱼”；使邻国由“鼠”变成张牙舞爪的“虎”。这个“一人”，还影响国际局势。由于中国贫弱，东亚人们在空中看到的只有日本和俄罗斯的旗帜，这两个比中国强的国家，还会兴风作浪。果然，是年八月，日俄两国就为争夺在中国的利益正式开战了。

《札幌》

四远山围札幌皋，荒荒草木万重毛。

轩眉未觉东邻富，举首还看北斗高。

郑罕榱崩终惧厌，幼安庐在未容逃。

升平倒海倾河意，说向中原换结髦。

这首七律系张謇参观札幌之后所作。首联写札幌的环境。颔联写札幌变富。但轩眉（那些自鸣得意的人）没有发觉东邻（札幌）已经富起来了，抬头看才知“北斗高”（海门纬度32，札幌纬度42），寓意札幌比海门富裕。颈联写诗人在札幌的心态。郑罕，字言仁，宋代进士，官至大理寺判，是一位有才华又有骨气的人，这位栋梁之谢世，让人感到因失去主心骨而恐惧和沮丧。幼安，即辛弃疾，字幼安。辛弃疾一生力主抗金，主张革新政治，工词，与苏轼齐名，他的词悲壮激烈，雄浑豪迈，给人以很大的鼓舞，他当年的庐舍还在，作为士大夫怎能逃避现实呢？尾联直抒胸臆，表达自己生平一直萦绕于胸的心愿：“说向中原换结髦”。结髦，即用髦牛的尾巴编织玩耍。典出《三国志·魏略》：“备性好结髦，时适有人以髦牛尾与备者，备因手自结之。亮乃进曰：‘明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髦而已矣，’备知亮非常人也，乃投髦而答曰：‘是何言与？我聊以忘忧耳’。”结髦忘忧，本是搪塞之词。诗人引此典以明志，明确告诉中原的官员和朋友“换结髦”，即不应再玩“结髦”游戏，而应积极投身于救国大业之中。这里有几点需要与《张文》商榷：其一，“未觉”是这句诗的谓语，将它解读为“道出日本的成功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是令人费解的。其二，将“北斗高”，理解为“日本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似乎离开了诗的本意。其三，将“换结髦”理解为“潜伏以待机再起”，似乎不符合张謇此时的心态。他东游日本就是救亡图存的实际行动，为什么还要“潜伏”待机呢？

《题青森中岛旅馆》

青森旅馆推中岛，最好房栊十五番。

墙外群峰随海现，庭阴一沼覆花繁。

喜随家燕寻巢至，愁听饥鸟索食喧 。

鸿爪匆匆泥壁上，他年留证再来痕。

闰五月十八日日记载：“四时至青森，仍寓中岛旅馆，栉浴俱适。其第十五番（编号）之房。面临大海。庭有小沼，蓄红鱼大小数十，纤草秾花、短枫垂柳覆被其上，甚恰心目。惜行遽，不暇一二日住也，留题一诗。”本诗是为中岛旅馆作的题诗。一二句总写旅馆之优，它是青森首屈一指的旅馆，所住的房间也是最好的。三四句写所见之景。十五番房“面临大海”，故“墙外群峰随海现”；庭中水池覆盖着繁花。五六句写馆之温馨，以燕归巢比宾至如归的感觉，以鸟索食喻宾客宴饮之欢乐。七八句写题诗留念，“鸿爪句”活用“雪泥鸿爪”典故，指匆匆题诗于壁，作为留念，全诗紧扣中岛旅馆写景抒情。《张文》对诗句作了许多诠释，似乎是多余的，也无需评述。

《大久保村》

径石都齮履，林风屡洒襟。

乏余知惜马，译苦爱听禽。

殊域宁辞僻，斜阳易起阴。

富山如谢客，隔障万重深。

大久保村是个山村。闰五年二十五日，诗人中饭后步行十四里至大久保村看凿井。日记载：“去时步行，山路被雨冲坏，崎岖特甚，回乃雇村马乘之。”诗描述了作者到大久保村看凿井的经过和感受。这是一次艰辛而收获颇丰的实地考察，虽然辛苦，仍觉欣慰。诗语言平实，无难解之处。《张文》却横生波澜，说“该诗中将景色描写巧妙地与国家现状相结合”，“殊域宁辞僻，斜阳易起阴。”，“暗示中国这个有着数千年悠久文化的大国，如同西沉的夕阳慢慢地为阴暗所吞噬”。实在是危言耸听！诗中写的是“殊域”（即异国他乡）的景，怎么变成中国的“现状”呢？“谢客”，指辞别客人或不接待客人，而《张文》说，“谢客则是指脱亚入欧的日本不再像古代那样唯中国马首是瞻，而是在近代工业化的道路上飞速发展。”这么一个简单的动宾结构，哪有如此复杂的内涵？我不知道日本什么时候“唯中国马首是瞻”？历史可以随便写的么？

三、关于对张謇东游时思想的认识

诗歌无论是言志还是言事都与作者的思想情感密切相关。因此，学习研究张謇诗歌，首先应当了解其当时的思想实际；否则会曲解诗的原意，曲解作者的思想；甚至歪曲损害张謇形象。坦率地说，我们解读张謇诗歌与《张文》之所以有如此差异，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对张謇思想在认知上存在差异。

在清季的风云人物中，张謇是独特的“一个”，他不同于孙中山，不同于康有为，也不同于当时一般的士大夫。丙戌会试报罢，他清醒地意识到，在以那拉氏、李鸿章为首的“后党”把持朝政的情况下，在京城是无法施展才能的，因此，他毫不犹豫地离京回通，从事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艰辛事业。这是张謇先生后半生思想发展的基本面。张謇先生的思想是复杂的，变化的，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弄清他的思想体系及其发展轨迹，但至少应当了解其东游的动机和目标，了解其对祖国、对日本的基本态度以及东游时所秉持的原则立场。当时张謇已届知天命的年龄，《东游日记》中已反映出他登高自卑、勤勉好学的态度，沉稳、干练的行事风格，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深沉理性的爱国情怀。
   张謇是个理性的爱国者。他对国情了如指掌。认为《马关条约》“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柳西草堂日记》389页）。他的注意力从对清王朝卖国官僚的“批”转向对贫弱祖国的“救”。“救亡图存”是他全部工作的出发点。他是主战派，对日本没有好感，但为了振兴实业、教育，还是不顾一些人的反对毅然赴日考察。他借一位中国留日学生的话以明心志：“我之君臣上下，诚确有勾践、种蠡坚忍自奋之图，亦何嫌会稽持盈（保守成业），定倾（扶助倾危）节事之持。彼骄则我益下，彼肆则我益恭，以求进于学问。下则志苦，恭则气肃，进退消长于实业、教育程度衡之。”这是何等忍辱负重而又坚韧执着的爱国情怀啊！他行事谨慎，即使在老朋友面前也不轻易谈论国事，“莫谈王霸略，且覆掌中杯”（《喜见西村君于大阪》）。闰五月十三日夜九时，北海泰晤士新闻社记者辻筹夫尾追而来，问张謇调查实业、教育有何评论及中国士大夫近日满州事处置宗旨，张謇答得很巧妙：余“无处置之权力，不愿张处置之空谈”，“二十年来，稍留心与实业教育，近方稍有着手处，是以来游，求增长其知识。东士大夫有能以维新时实业、教育经验之艰难委屈见教者，愿拜其赐，他不遑及也”。
   张謇对日本的态度是客观的。他赞美日本的管理，“日人治国若治圃，又若点缀盆供，寸石占苔，皆有布置。老子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日人知烹小鲜之精玄矣”。他赞美日本人好学上进，“自维新变法三十余年，教育、实业、政治、法律、军政一意规仿欧美，朝野上下孜孜矻矻，心摹力追，其用意最当处上定方针，下明大义”“孟子以晋国为仕国，余谓日本真学国也”。他对日本友人友善敬重，对日本商业中的 “私德腐溃” 毫不客气加以揭露。他赞美日本工农业的发展，但也肯定中国的东西，如海门的棉花和盐比日本博览会上的展品强。他珍惜中日的传统友谊，但对日本政客的前恭后倨、忘恩负义表示不满。他在考察即将结束时作了一个小结，对日本各业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教育第一，工第二，兵第三，农第四，商最下。此皆合政、学、业程度言之。政者，君相之事；学者，士大夫之事；业者，农工商之事。政虚而业实，政因而业果。学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他所推崇的日本医学不在考察之列，亦未作评价。

张謇对中日关系中的重大问题，态度鲜明。“是谁亟续贵和篇，遗恨长留乙未年。第一游人须记取，春帆楼上马关前”（《东游纪行二十六首》），告诫东游的中国人不忘国耻，既不能忘记发动甲午战争、强迫中国签订《马关条约》的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也不能忘记“亟续贵和篇”的清朝政府官吏卖国求和的罪行，警示国人热爱祖国，反对侵略，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忽传伊侯相，号外播邮置。民附国益险，正须洽抚字”（《华历闰五月二十三日日本伊藤博文复代桂太郎入内阁纪事》）。伊氏乃日本政客，贪权好色，人称其“醉眠美人膝，醒掌天下权”。他是日本迈入现代化的元勋，又是奉行扩张政策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他不仅发动甲午战争，而且入侵朝鲜，使之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09年10月，伊藤博文被朝鲜爱国义士安重根刺杀身亡。张謇对这么一个臭名昭著的政客重新入阁，理所当然地表示警惕和反对。

张謇东游日本的目的是学习实业、教育方面的经验，而不是去作宣传。他的诗也很少涉及政治问题，真正针砭统治者的仅一首《一人》，而且写得很隐晦；真正抨击日本社会现象的也一首《答高桥岩吉饷药》，以讽刺笔法含蓄地加以批评。他到日本学习的最终目的是“经世致用”，但不是用诗歌去“经世”，而是凭其强烈的爱国精神，严谨的工作态度、渊博的知识和能力去“经世”。
   鲁迅先生认为，倘要“知人论世”，先要了解其“全书”和“全人”。而第一步还是要读书，要“知言”。惟有“知言”，才能知文，知书，知事，知人乃至知世，才能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出恰当的评述。这也是每个研究历史的人应当秉持的学术操守，既然如此，“诠厥审驳，敢不慎焉”（张謇《丙戌会试第二问》）！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