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位”：辛亥鼎革之际张謇的角色与心路/王庆帅

“第三位”：

辛亥鼎革之际张謇的角色与心路

□ 王庆帅

与历朝历代的末世哀歌相比，清朝的死亡乐曲显然急促了许多。武昌起义爆发后，还不到一个月，“东南人望”张謇就判定清朝已土崩瓦解，“自古迄今，丧国未有若是之易者也”。^[1]长期担任清廷史官的恽毓鼎，在清帝逊位当天哀叹：“自武昌乱起，至今不过一百二十日。八月十九以前，犹是太平一统江山也。自来亡国，无如是之速者。”^[2]清朝的崩解何以如此迅速？这是一个颇为惹人注目的话题。无论是时人，还是后人，对此聚讼纷纭。本文无意对此问题进行宏观地剖析，而是将目光聚焦在张謇在辛亥鼎革之际的出处选择与心路历程，以期管中窥豹。

对于张謇在辛亥大变局中的抉择，既有研究相对充分，还在革命进行之时，时人或公开或私下对张謇的动向及其行为，进行种种评说。^[3]时光流转，以张謇与辛亥革命为主题的著作、论文，日积月累之下，在张謇研究中形成了一道厚重的光谱，尤其以张孝若、刘厚生、章开沅、陈志让、罗志田等人的研究，浓墨重彩。^[4]不过，前辈们的研究多从张謇从君宪到共和的政治与思想转向为侧重点，对于张謇自觉充当“第三位”的政治角色关注不多。所谓“以第三位自任”，即是张謇在南北革命派与北洋派之间，甘居津梁，以通南北之邮。这不仅涉及南北关系，更关涉立宪派、革命派、北洋派三大政治势力的互动。因此，在辛亥年中国的舞台上，从张謇所扮演“第三位”的政治角色去观察，也许更能整体性地理解辛亥大变局。

一、“通南北之邮”

辛亥年，对于中国与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份。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实五千年以来之大变”。^[5]中国人从臣民到国民，究竟意味着什么，还有待探索。正如张謇之子张孝若的议论：“这一年的变局，千头万绪，很不容易梳爬出一个条理，约略说起来，于国家于个人，总逃不了有的是造因，有的是结果，有的还是酝酿的转变，更脱不了起伏循环的公例。加之私人的恩怨好恶，掺杂利用其间，就造了一个极复杂离奇的现象。”^[6]对于张謇而言，他赞成共和，剪掉辫子，充当南北之间的桥梁，促成南北议和，加入南京临时政府，拥戴袁世凯成为中国的统治者，迫使清帝逊位。这一系列旨在“通南北之邮”的政治行为，与张謇明确以“第三位”自居息息相关。换言之，张謇以“第三位”自任而进行的种种努力，既可看作一种政治表态与选择，也可看作一种政治实践与目标。虽然复杂离奇，自有其理路在。

从现有资料来看，张謇自居“第三位”的政治表达，首次出现在1911年11月27日致袁世凯的电报中。^[7]另外一次则出现在1912年1月10日张謇拟致袁世凯的电稿中。^[8]次数不多，但一是在南北议和之前，一在南北议和进行之中。而且，现在留存的张謇史料中，无论是公开的发言，还是私下的建言，虽未出现关键词“第三位”，但言外之意，却处处可见张謇的心意所在——“通南北之邮”。这就提示我们，张謇以“第三位自任”，既要考察辛亥南北对峙格局的形成，也要动态观察立宪派、革命派、北洋派的派系关系。

本来，张謇毫无革命思想，醉心的是君主立宪，“是名教之防大招牌下的一个忠实信徒”。^[9]这样的名教中人，却在1911年11月初上海、江苏、浙江独立之后，转变为共和的赞成者。张謇的赞成，并不是思想上的痛苦蜕变，而是在大势所趋下的被动求变。^[10]11月6日，张謇劝说袁世凯赞成共和的一个主要理由：“旬日以来，采听东西南十余省之舆论，大数趋于共和。……而国内响应者已见六省。潮流所趋，莫可如何。”^[11]11月10日，张謇在日记中感叹革命进程的迅如雷电：“计自八月十九日至今三十二日，独立之省已十有四，何其速耶。”^[12]在张謇看来，共和潮流，“乃如危峰转石，不到地而不已”。共和政体的成立，也是无可怀疑之事。^[13]张謇并于12月14日剪去辫发，成为其一生的纪念日。^[14]

然而，辫发虽去，因历史的渊源所在和现实的利益考量，张謇心中依然留有名教的尾巴。他在赞成共和后，向身在南方的江宁将军铁良、两江总督张人骏等人，身在北方的袁世凯、摄政王载沣等人，不断进行温和地劝告及忠告，说着诸如“当计其大与长”^[15]、“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16]之类的话。其目的在于，鱼和熊掌兼得——对清帝有礼，对革党有义：“对于立宪之旧君，不能无礼；对于共和之新军，不能无义。”^[17]然而，阳夏战争还在进行之中，南京尚未被革命联军攻下，南北之间尚未形成动态的均衡。张謇的劝告和忠告自然言之谆谆，听者藐藐。

1911年11月27日，清军攻克汉阳；12月2日，民军光复南京，南北对峙的格局至此形成。对此，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评论道：“长江大致上可以说是代表了立宪的北方和共和的南方之间的分界线，它现在把互相敌对的势力隔离开来；荣誉也是相当公平地由双方分享。”^[18]立宪的北方与共和的南方，不仅是地理上的对峙，更是国体政体的观念暌隔。既然在武力上无法一较高下，只有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讨价还价，争取和平解决。这恰是时势为张謇“通南北之邮”搭建的活动舞台。

已经赞成共和的张謇身处南方，但又曾是立宪派——东南精英的领袖，尤其与袁世凯有着纠缠不清的历史与利益关联。^[19]时势如彼，张謇的潜势力如此。当南北进行议和渐趋明朗之时，张謇才会以“第三位”自居。正如张謇对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所说：“所谓南北议和也者，依照现在形势，乃是项城（袁世凯）与同盟会要人之谈判，与苏、浙两省并无多大关系。苏、浙之独立，乃被动而非主动。目的只在不遭战争。”^[20]张謇说江浙与南北议和无多大关系，表面上似乎有道理，但实际上，作为东南士绅“导师”的张謇等人，其如何选择，影响实大。^[21]南北对峙格局的形成，既是东南精英的被动选择，也为他们沟通南北提供了活动的空间。在南北新旧之间，以张謇为代表的东南精英，将结束革命、迫使清帝逊位的希望寄予在袁世凯身上。

二、“实主转旋之纽”

张謇与袁世凯的恩恩怨怨，是晚清民初政治史说不完道不尽的议题。两人同处“三千年未有之会”，张謇名垂青史，袁世凯则遗臭万年。虽然有出身、际遇的不同，但更多的是“人之自为”。^[22]两人其实都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流人才”，彼此未尝不惺惺相惜。但张謇脚踏实地，得尺进尺，得寸进寸；袁世凯却喜弄权术，以势力慑人，以权诈处事，不学无术。^[23]两人曾是师生，却绝交二十余年，不通音问；两人曾是盟友、同事，最终却形同陌路。两人关系的演变，折射了近代中国政治的波谲云诡。但是，辛亥年的张袁关系，在风云突变中，却意外地稳定与坚实。这对于辛亥革命的走向，影响至深。对张謇而言，“以第三位自任”的政治定位，也因袁世凯“猛虎出山”而越发明确。

从张謇的角度看，辛亥鼎革之际的袁世凯，“实主转旋之纽”^[24]，是中国“转危为安”^[25]的独一无二人选。在“非袁莫属”的声浪中，张謇的声音或许不高，却通过书信、电报、人员的密切接触，浑厚了许多。

大概在1911年11月初，张謇就派王潜刚面见袁世凯。后又续派杨廷栋、张一麐北上，虽未成行，密函也未能送达，但亦可概见双方联络渠道的畅通。^[26]11月13日，袁世凯北上进京，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第二天，袁世凯任命张謇为江苏宣慰使。^[27]11月16日，袁世凯又任命张謇为农工商大臣。^[28]对此，已经赞成共和的张謇自然要发电拒绝，一倾自己素日对清廷的积愤，尤其强调革命乃清政府自造。^[29]既然清廷“假立宪”导致了“真革命”，已进“终后之忠告”^[30]的张謇“决然生掉头不顾之心”^[31]，自是理所当然。事实上，即使张謇打算与清廷生死与共，也无法挽救其命运。清廷的政体，随着11月3日《重大宪法十九信条》的颁布，“直当谓民主国也”。^[32]清廷的实权，也随之转移到袁世凯手中。

时势的飞速发展，真是让人眼花缭乱。11月25日，袁世凯借清廷之口谕令张謇北上讨论共和政体。^[33]煌煌上谕竟然可以允许讨论共和政体是否适合中国，似乎预示清廷已无力回天。^[34]张謇“自无去理”，但如何回复，颇费思量。^[35]11月27日，张謇复电袁内阁，以“政体关系人民，应付全国国民会议”为由，拒绝北上。同时，张謇劝告清廷：“应先请明发谕旨，宣布尊重人道、不私帝位之意，以豁群疑而昭圣量，然后令全国军民公举代表，于适宜之地，开会集议，确定政体及联合统一之法。”^[36]这是张謇公开的代奏电。

就在同一天，张謇致袁世凯一封私密信函，似更能代表其内心想法。张謇再次向袁世凯描述了一般舆论“潮流万派，毕趋共和”的热烈场面。在此情形下，袁世凯的真意如何，北来的风说谣传不一，自然对袁氏不利。怎么办？张謇向袁氏建议：“窃谓停战为目前要著，宜由公以尊重人道主义发布，俾众周知。至会议政体，固宜先请不私帝位之谕旨，公亦须有他人反对之防闲。”这与公开的代奏电大体一致。但接下来，张謇所提出的共和方案，杂糅了君主制的某些特征，颇为独特：

满、蒙、回、藏，幅员辽阔，风俗不一，共和政体能否统一，此诚绝大研究之问题也。于此亦窥见公盛恉之所在。二三同志，私相讨论，参酌英与印度制，则汉、满以大总统名义领之，而兼蒙、回、藏皇帝；政治则军政、外交咸统于中央；司法用美制，分中央与各省为两级；财政民政，各省自定，而统计于中央。此就全局之舆地、民俗、政教，习现状之事实，各方面为之计划，调停于共和、民主之间。

张謇声明，这是他们少数人讨论的意见，并未只字发表。若是清帝宣布逊位，乃可集会共同讨论。最后，张謇对袁世凯说，以上的意见：“先昌于公，庶公知区区之臆，亦即可白辞职而居第三位之故。”^[37]至此，张謇将其自居“第三位”的真意表露无遗。在清帝宣布逊位的前提之下，张謇等人调停于北洋派、革命派之间，以共和政体统一各省，达到保全领土统一的目的。其提出的方案，并没有完全排除君主制的可能。这是张謇私下的真实态度。

不过，革命之时，不可以常理常例论。张謇等少数人私拟的共和方案根本没有提出的机会，就胎死腹中。形势的变化太过迅速。12月28日，清廷同意召开国民会议。^[38]但南北双方在议员如何召集、会议地点等问题上激烈争执。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虽然，孙中山的就职以自己的解职为前提。^[39]对袁世凯而言，亦不能接受。1月4日，袁氏诘问南方议和总代表伍廷芳：“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新政府，并孙文受任总统之日，宣示驱逐满清政府，是显与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背，特诘问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为君主立宪，该政府暨总统，是否立即取消？”^[40]南北议和一时陷入困境。

张謇没有坐视，“以第三位自任”，于1月10日拟致袁世凯电稿，力图调解。首先，张謇向袁世凯解释南方成立临时政府的缘故：“南省先后独立，事权不统一，秩序不安宁，暂设临时政府，专为对待独立各省，揆势度情，良非得已。”袁世凯因此大动干戈，是不对的。进而，张謇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希望借助军人之力迫使双方接受国民会议方案：“意既出于军人，设南北政府不允照行，军人即不任战斗之事。如是则南北政府得以军人为藉口，可免许多为难。”^[41]此时，张謇尚寄希望于国民会议，故有此议。但形势再一次发生变化，1912年1月中旬，南北双方抛弃了国民会议方案，进入了直接逼迫清帝逊位阶段。张謇再次向袁世凯提议，利用军人干政，快刀斩乱麻，造成“宫廷逊位出居之声势”。^[42]最终，清帝在军人磨刀霍霍的声响中应声退位。

无论时势如何变化，张謇始终以“第三位”自任，通南北之邮，一方面逼迫清帝逊位，一方面为袁世凯出谋划策。纵览张謇在鼎革之际的政治行为，虽然身处南方，他却对袁世凯的地位估计太高，反而对南方看得太轻。这突出表现在张謇对孙中山的评价上。

三、“未知涯畔”

1912年1月3日，张謇在南京见到了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并与其“谈政策”。但两人的一番交谈，孙中山却给张謇留下了“未知涯畔”的坏印象。^[43]张謇虽然担任实业总长，但态度不以为然：“秩序正紊，有何实业也？”^[44]2月7日，张謇辞去实业总长：“孙、黄计以汉冶萍与日人合资，书争不得，则告以抵借犹可，合资不可。答约已签，乃辞实业事。”^[45]前后仅一个多月。相比于张謇对袁世凯的尽心尽力，不能不说张謇对孙中山及南京临时政府，态度是消极的。^[46]为何如此？之前的研究多从张謇与革命派要人的关系着手，当然不错。若从张謇对革命造成破坏的担忧，对建设的急切角度，去理解其“第三位”政治角色的自我定位，或许更能切入他厚此薄彼的内心世界。

张謇对建设的心情从来都是急迫的，但在行动上却是稳健的。他服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理念，力图为“秉政者”与“拥资者”搭建桥梁，甘为人梯，以通官商之邮。张謇尤其重视教育，“今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先养成能办适当教育之人才”。^[47]教育是百年大计，更须耐心细致工夫，这必然要求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然而，晚清的国势，“犹处风雨危幕之下，波涛漏舟之中也”。^[48]怎么办？张謇只能如李鸿章般，作一个“裱糊匠”。张謇希望清朝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救亡，为此不断请愿，以尽到士大夫的责任。但他绝不会稍越君臣之义的藩篱，最多危言耸听以警告执政者：“我中国神明之胄，而士大夫习于礼教之风，但深明乎匹夫有责之言，而鉴于亡国无形之祸，秩然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49]悲哀的是，清朝的执政者与海内外的革命者都不会给张謇“至于无尽”的和平请愿机会。因清政府自掘坟墓，面对革命风潮的爆发，张謇不欲言、不忍言、不想言：“因鄂变而沿江风鹤之警甚多，然皆意中事。政府造成，无可言者。”^[50]但最终又不得不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充分体现张謇在安身立命处风雨飘摇时的彷徨与紧张。

在革命成为既定事实之下，张謇考虑到“大局不堪久乱，君主必且启争，不若顺世界之趋势，去专制之积痛”，转变态度，赞助共和，希望重回政治之正轨。张謇并以“第三位”自任，沟通南北，以尽快结束革命，“庶闾阎有乐勤生业之人民，学校有专求学问之子弟”。这是张謇“建议之初意”。^[51]为此，张謇联络同志，为南北统一而奔走。在南方，各省纷纷独立，却出现省自为政之势：“南方各省，虽皆宣告独立，然察其内容，事权不一，意见不齐，有未能趋于统一之势。”^[52]张謇及其同志拟订政见五条^[53]，并提出最需要研究的十二件事情，第二条即为：“一切建设，宜如何预备。”^[54]东南精英为了谋求统一，组织共和统一会，发布意见书，要在七个方面实行统一：宜筹军国步伐之统一、宜谋南北之统一、维持幕府意见之统一、宜谋地方民政之统一、国是及政体之宜谋统一、宜谋领土之统一、舆论之宜谋统一，以避免共和时代的无政府状态。^[55]统一的进程，既是共和国建设的内容，也是为了建设新的国家。

概言之，东南精英为了谋求南方尤其是全国的统一，筹集军饷，攻占南京；组织团体，成立政党；谋划议和，调和南北。最终清帝逊位，革命告一段落。^[56]然而，张謇对革命破坏的耳闻目睹，令其对革命的前景似很快悲观起来。1911年12月10日，张謇抵达上海，得知革命党人意见纷歧复杂，因而感叹：“破坏易，建设难，谁知之者。”^[57]在张謇看来，革命党人只知道破坏，并不是他的知音。南京临时政府前夕，张謇说“破坏之势日甚”。^[58]尤其，南方民军对两江师范学校的破坏：“所失仪器、木器甚多。仪器有流至上海者，木器有摧而为薪者，图书册数，触地狼藉。”^[59]难道民军尚不如残暴的张勋军队吗？即使南方成立临时政府，能够迅速实现秩序的稳定吗？张謇对此保持怀疑：“试反观民国军队之各不相下无论矣，即以财政论，统一之效安在？”^[60]其实，张謇在面见孙中山之前，以筹款而言，尚对孙中山抱有希望：“孙中山先生久在外洋，信用素著，又为理财专家。能否于新政府成立后，担任募集外债一万万两，或至少五千万两？”^[61]然而，孙中山却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62]无怪乎张謇对孙中山印象不佳了。而民国成立后的现实，愈加让张謇失望：“岂意人事舛忤，兵匪迭扰，外人已易其观听，内政尚瞀于党争，国利民福，未知何日？”^[63]

可以说，张謇与革命党人的分道扬镳是必然的。革命是重绘蓝图，推倒屋子重建，侧重于破坏，是面向未来的。而张謇的精神是面向现实的，是踏实稳健的：“凡人须站定脚跟，不可随人移转，更不可喜出风头。”如此一来，张謇在政治观念上，其实与革命建国的精神格格不入：“政体固应改革，但不可将国家之基础完全掀翻。国家犹一大器，不可妄动，动则恢复原状难。只可从精神法度改革，则整理自易。”^[64]当革命并未带来建设的和平环境时，张謇对革命党人的失望只会愈加强烈，而期待“强人政治”——类似袁世凯这样的强人收拾旧山河，自属必然。^[65]以此而言，张謇在辛亥鼎革之际，虽然以“第三位”自居，但出于对革命的怀疑，尤其对袁世凯稳定秩序的期待，心中的天平自始即在北洋派一边。

结语

张謇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愈到晚年，愈有清醒的意识。他于1923年编订自己的年谱，在序言中明确说：“夫今之世，非中国上下五千年绝续之会乎！”^[66]以五千年为计时单位，以形容近代中国的变化之巨、危机之深，足见张謇视野之广、忧患之深，不愧于开拓者、爱国者的称号。在这个生死存亡的时代，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年正是一个分水岭。对于张謇而言，辛亥年也是他七十三年人生从中年到老年的界标。那么，作为“过渡时代的天下士”^[67]，张謇在辛亥鼎革之际的出处选择，不仅关系到他本人的事业成毁，更是影响中国向何处走的关键抉择。正如梁启超论过渡时代的英雄人物，国民之所以跟随他们离开所厌弃的“旧界”，去所希望的“新界”，“冒万险、忍万辱而不辞，为其将来所得之幸福足以相偿而有余也”。作为英雄人物，假如不能为国民“择一最良合宜之归宿地”，他们就会辜负国民的信任。^[68]结果，张謇顺应了革命大势，赞成共和，以“第三位”自任，通南北之邮，迫使清帝逊位，带领国民走向了民国。正如袁世凯在劝张謇接受勋二位时所说：“鼎革之际，执事最先建议共和，连南北之感情，固民国之基础，论勋授位允洽舆情。”^[69]以此而言，张謇的抉择无疑是明智且成功的。

然而，历史的走向，有时是以违背历史人物内心深处的意愿为代价的。张謇本是革命的陌路人，但时势去逼迫他成为革命的伴行者。在共和这条新路上，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对革命派的态度更多是严厉的审视，而对袁世凯及北洋派的态度则充满温情与理解。这突出表现在，张謇对孙中山、袁世凯的不同态度上。之所以如此，当然在于历史积淀的合力。单从政治角色而言，张謇在辛亥南北对峙格局下，自觉以“第三位”自居，沟通、调和南北，其自我政治认同是鲜明的。张謇本来以“通官商之邮”为己任，但随着革命造成南北的实际分裂，他扮演“通南北之邮”的角色，越来越凸显。这既是革命派、立宪派、北洋派在南北对峙下分化组合的体现，也显现了民初政治格局的雏形。其意义不容低估。

更须注意的是，张謇在辛亥大变局中的心曲，不是高亢的，而是思深忧远的。作为“一时之英”，他“最稳健”，以建设新的国家为职志，对破坏有着天然的排拒。但张謇不会抱持“小忠”，固守所谓的臣节，与清廷同沉浮，而是“趋合潮流”，赞助共和，为清帝争取优待条件，尽到昔日君臣之义。^[70]然而，在严复看来，以张謇为代表的南方“士君子”，经过辛亥大潮的洗礼，他们的“真面目可以见矣”，进而评论道：“南方学者，果不值一钱也。”^[71]郑孝胥则干脆称袁世凯为“乱臣”，张謇等人为“贼子”，昔日的同志变为陌路人。^[72]世事人心就是这么的奇特，严复本是“素主新学”的新人物，郑孝胥则是纵横家流，“长于辩论”，最为奇宕。^[73]但在革命这面镜子的折射下，在时间这把尺子的测量下，他们的心曲竟然如此的不同。或许，这就是辛亥大变局对世情、人心的终极考验吧。

（作者单位：泰山学院）

参考文献：

[1]《（张謇）致铁将军书》（1911年11月8日），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影印本），第1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469页。

[2]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二），1912年2月12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76页。

[3]例如《张謇汤寿潜郑孝胥合论》，《光华日报》，1912年1月27、29、30日，“论说”，第1版。等等。

[4]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版；章开沅：《张謇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版；〔加〕陈志让（Jerome Chen）：《张謇在辛亥前夕政治思想的转变》，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85—2307页；罗志田：《过渡时代的天下士：张謇与辛亥革命》，《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7期。等等。另外，张謇研究中心编《张謇与辛亥革命》（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版），则代表了学界关于张謇与辛亥革命的最新研究，亦可参看。由于对张謇与辛亥革命的先行研究太多，这里只能列出笔者寓目的重要著作，挂一漏万，实属难免。

[5]杜亚泉等著，周月峰整理：《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页。

[6]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144页。

[7]张謇：《致袁世凯》（1911年11月27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2页。

[8]《謇（张謇）致（袁世凯）》，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影印本），第10册，第539页。此电日期，《张謇全集》编者定为1912年1月22日，似误。（张謇：《致袁世凯电》（1912年1月22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308页。）根据内容及电文的韵目代日“养”，应为辛亥十一月廿二日（1912年1月10日），而非阳历1月22日。

[9]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75—176页。

[10]1912年1月，张謇写作《革命论》的初稿。该文实是质疑革命的合法性。参看张謇：《革命论》（1912年1月11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4），“论说·演说”，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207页。1913年，张謇著有《尧舜论》，也有质疑革命合法性的用意。参看张謇：《尧舜论》（1913年），上、中、下，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4），“论说·演说”，第263—268页。

[11]张謇：《九月十六日致彰德袁世凯电》，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99页。

[12]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日记》，宣统三年九月二十日，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729页。

[13]张謇：《致张绍曾函》（1911年11月15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285页。

[14]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日记》，宣统三年十月二十四日，第731页。

[15]《（张謇）致铁将军书》（1911年11月8日），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影印本），第10册，第471页。

[16]《今日可怜之京师》，《申报》，1911年11月14日，“要闻一”，第1张第6版。此电又收录在《美国使馆转交上海电一件》，《宣统政纪》卷六五，附录在宣统三年辛亥十月戊戌后，《清实录》第60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04页。宣统三年辛亥十月戊戌即为十月初四日，阳历为1911年11月24日。亦可见《奏请监国赞成共和文》（1911年11月12日），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66—367页。编者所标日期，误。

[17]张謇：《致沈曾植函》（1911年11月27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294页。

[18]《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1年12月27日写于北京，1912年1月15日收到），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1页。

[19]关于张謇、袁世凯关系，可参看骆宝善：《清末新政中的袁世凯、张謇联盟》，香港《二十一世纪》2006年12月号。

[20]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94页。

[21]程德全：《到苏接篆后上亲贵及政府书》，《抚吴文牍》，祁龙威、周新国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合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22]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日记》，丙辰年五月初六日，第808页。

[23]张謇：《偕朱曼君张詧与袁世凯函》（1884年6月4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22页。

[24]《致袁世凯电》（1911年11月22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290页。

[25]《张一麐致袁世凯函》（1911年11月12日），陈希天供稿：《秋夜草疏图卷（部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吴县文史资料》第8辑，1992年，第91—92页。此虽然张一麐语，实代表张謇及其同志的一般意见。

[26]《杨冀之跋二》（1915年10月10日），陈希天供稿：《秋夜草疏图卷（部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吴县文史资料》第8辑，第94页。

[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页。

[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第304页。

[29]罗志田对政府制造革命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可参看氏著《过渡时代的天下士：张謇与辛亥革命》，《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7期，第96—99页。

[30]《张謇请袁内阁代辞宣慰使农工商大臣电》，《申报》1911年11月21日，“代论”，第1张第2版。

[31]张謇：《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1909年），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1），“公文”，第190页。

[32]具体条文，可参见《择期颁布君主立宪重要信条谕》（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2—104页。对于“十九信条”的评论，可参看日本法学博士市村光惠：《清国宪法评》（续），《帝国日报》，1911年12月3日，“评论”。

[33]《宣统政纪》卷六五，宣统三年十月己亥，《清实录》第60册，第1204—1205页。

[34]彭剑：《十九信条新探》，《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50页。

[35]《啬庵（张謇）致惜阴主人（赵凤昌）》，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影印本），第10册，第567页。

[36]张謇：《复内阁电》（1911年11月27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292页。

[37]张謇：《致袁世凯》（1911年11月27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291—292页。

[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第361—362页。

[39]孙中山：《临时大总统誓词》（1912年1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二卷（1912），中华书局2011年第3版，第1页。

[40]《袁世凯来电》（1912年1月4日发，1月5日到），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上海著易堂书局1912年版，第60页。

[41]《謇（张謇）致（袁世凯）》，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影印本），第10册，第539—542页。拟稿中有“此事与敬舆（张绍曾，字敬舆）密议数次而定”，又据张謇日记，他于1月6日曾与张绍曾晤谈。军人干政的提议，似与张绍曾有关。

[42]《謇（张謇）致（袁世凯）》，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影印本），第10册，第560—561页。《张謇全集》标注为宣统三年九月（1911年11月）。《袁世凯全集》编者则认为张謇此电发于宣统三年十一月上旬（1911年12月下旬），系根据《凯（袁世凯）复国会电》（1911年12月24日）推定。两者似误，根据张謇的政治行为推断，当在1912年1月中下旬。有待继续考证。

[43]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日记》，辛亥年十一月十五日，第732页。

[44]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宣统三年十一月，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45]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宣统三年十二月条，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3册，第135—136页。

[46]章开沅：《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112页。

[47]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3册，第77—78页。

[48]张謇：《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1909年），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1），“公文”，第190页。

[49]张謇：《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1909年12月29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6），“艺文杂著”，第348页。

[50]张謇：《致赵凤昌函》（1911年10月15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279页。

[51]张謇：《再辞勋位电》（1913年1月10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360—361页。

[52]《为革命军筹划三策稿》，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影印本），第10册，第457—464页。

[53]《拟定政见五条》，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影印本），第10册，第441页。

[54]《目前所当研究之事》，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影印本），第10册，第442页。

[55]《共和统一会意见书》（续），《申报》，1911年12月23、24日，“来稿”，第1张第3版。此意见书署名“帝召”，似为景耀月的笔名，待考。不过，此意见书作为东南精英的共同意见，似无异议。

[56]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第232—261页。

[57]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日记》，辛亥年十月二十日，第731页。

[58]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日记》，辛亥年十一月十一日，第732页。

[59]张謇：《致马相伯》，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299—300页。《张謇全集》标注为清宣统三年十一月，即1911年12月到1912年1月之间。肯定应在1912年1月，因提及大总统孙中山也。

[60]张謇：《致赵凤昌函》（1911年12月），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299页。

[61]张謇：《对于新政府财政之意见书》（1911年12月29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1），“公文”，第237页。

[62]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第八章有志竟成”，黄彦编注：《建国方略》，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页。

[63]张謇：《再辞勋位电》（1913年1月10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361页。

[64]张謇：《向南通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及教育界人士之演说词》（1925年6月5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4），“论说·演说”，第606页。

[65]张謇的君宪情结，参见李永胜：《<戊戌纪略>的刊布与张謇的君宪情结》，《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第149—156页。

[66]张謇：《年谱自序》（1923年），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6），“艺文杂著”，第565页。李永胜认为张謇的《啬翁自订年谱·自序》当写于1925年12月，见李永胜：《<戊戌纪略>的刊布与张謇的君宪情结》，《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第154页，注释③。

[67]借用罗志田对张謇的描述，参见氏著《过渡时代的天下士：张謇与辛亥革命》，《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7期。

[68]梁启超：《过渡时代论》（1901年6月26日），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论著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6页。

[69]《袁世凯致张謇电》（1913年1月6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361页。袁世凯的话稍涉夸张，尤以张謇“最先建议共和”一句为最。

[70]《张謇汤寿潜郑孝胥合论》（续），《光华日报》，1912年1月30日，“论说”，第1版。

[71]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911年12月21日，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73页。

[72]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912年2月17日，第1373页。

[73]《张謇汤寿潜郑孝胥合论》（续），《光华日报》，1912年1月30日，“论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