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謇的忠君思想 /沈振元　 方 弢

试论张謇的忠君思想

□ 沈振元　 方 弢

我国是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间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晚清王朝则从帝制的峰巅跌落下来。张謇是颇有“保皇”名声的状元，又是个终结两千年封建帝制的重要人物。他那忠君思想的形成、成熟到幻灭是个值得探讨的历史课题。

一

忠君思想是历史传承的产物。清咸丰三年（1853），张謇出生在海门常乐镇的一个农民家里。生逢乱世，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入侵，清朝政府腐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严酷现实，中国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张謇秉赋聪颖，四岁开始识字，能全文背诵《千字文》；五岁入私塾读书；至十一岁，读完《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酒诗》《鉴略》《千家诗》《孝经》，并学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对儒学有了初步的认识，逐步领悟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那时正值太平天国军占领江南，大批难民到江北来避乱，有个文人穷困潦倒，无以谋生，只得以背诵诗文募钱。引起少年张謇的注意，久之耳熟，就问其父：“岂不以‘关山难越’四语诉苦乎？”其父听后很高兴，因为这“四语”出自王勃《滕王阁序》：“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儿子没有学过《滕王阁序》，却能听懂其意，觉得儿子聪明过人。第二年为儿子“别治一室”，室外有五柳，名之曰：“仿陶书屋”。请西亭宋蓬山先生授课。但儿子无心“仿陶”，却关注战乱和难民，萌生忧国忧民的情怀，盼望早点成材，写了首名为《盆松》的小诗：“山泽孤生种，谁将到此盆？青苍一撮土，蟠郁百年根。宿黛含霜气，创鳞见斧痕。等闲怜托处，梁栋与谁论？”他以松自喻，表达了成为栋梁之材的渴望。张謇十四岁在西亭宋氏塾读书，中秋夜读，见一轮圆月跃出云海，诗兴勃发，乃作《中秋宋宅楼中对月》：“云海腾初月，清光浩欲浮。百年当短烛，独夜正高楼。耿耿丹霄路，迢迢碧树秋。都忘更漏永，河汉向西流。”这首五律借景抒情，抒发了“百年当短烛”的惜时好学精神与踏上“丹霄路”的梦想。十八岁那年，他与周家禄相识，两位才子惺惺相惜，订交为友，周为之作“订交喜赋”，在诗的结尾处提出“相期为鸾凤，振彩耀明廷”的宏大抱负。

动荡的社会现实促使少年张謇从经书中寻找治国安邦的良策，也更自觉地接受儒学反复提倡的伦理道德，儒学讲究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其中的核心价值观是忠君。忠君，首先是忠于皇帝；君又是国的代表，忠君必须爱国；君又是万民之首，忠君还得亲民。君、国、民不是同一概念，但它们是密切相关的概念。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虽为儒学的民本思想奠定了基础，但所有的皇帝都希望臣民忠于他们，都把“忠君”列于首位，我们探讨忠君思想时，不能忘掉爱国和亲民。因此，许多儒生表达最高理想时常借用唐代诗人杜甫的诗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二

入朝平乱是张謇忠君爱国思想的一次实践。光绪二年张謇入吴长庆军幕，深受器重。光绪八年（1882），朝鲜因宫廷内部矛盾引起政治风波。国王生父李昰应欲趁机夺权。他挑起兵乱，烧毁粮库，杀死官吏，还杀了一个在朝的日本练兵教师……日本借机干涉朝鲜内政。清政府则派兵平乱，吴长庆督师护朝，张謇作为机要文书随吴入朝，“理画前敌军事”，责任重大。这是对张謇军事才能的考问，也是对其忠君爱国思想的检验。

1. 作诗明理，师出有名。大兵越境问罪，必先正名。张謇入朝前夕作檄文一篇，因日本参入，情况复杂，王师声讨，或伤及无辜。决定不发檄文，“更探事机”，为智擒乱首创造条件。遂作《军行水原道中》诗，以表师出有名。诗曰：

水原大府新留守，天使皇华旧驿亭。

故事两朝隆典策，戎旗廿里入丹青。

对山藉草秋还热，夹道交松昼亦冥。

隔岁新收玄宰画，都疑导示有真灵。

这是一首在重要时间节点上留下的重要诗作。民国十五年，张謇题本诗于董玄宰山水画上，并有跋曰：“右诗壬午七月九日作，余年三十耳。每对此画，辄忆前什，重付装池，书于第一帧之上角。忽忽四十四年，胜地今谁属耶？”作者对这首关乎中朝两国关系的诗篇格外珍惜，诗中提到“天使皇华”，“天使”，即天朝的使者；皇华，《诗·小雅》有《皇皇者华》，描写“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礼乐，言远而有光华也。”朝鲜当时是清王朝的属国，皇帝派兵平乱，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故事两朝隆典策”，指按旧例，中朝两国之间都有明定的典制度，所以这次派兵是值得载入史册的大事。诗中提到的玄宰，即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人，明代著名的书画家，深受康熙皇帝喜爱，从清初至清中期，一直为董氏书风所笼罩，许多文人学士，以其书法为宗。包括朝鲜的文人学士，也喜爱董氏的作品。总之，中朝唇齿相依，朝方有事，中方出兵，理所当然。

2. 智擒乱首，理顺伦理关系。七月十三日，吴长庆入朝京，晤国王生父李昰应。午后李昰应至庆军道谢，吴长庆即宣示朝旨，将李执送南阳军，登兵船赴天津。十六日以国王密请，攻剿枉寻里、利泰院二处，阵斩数十人，擒百余人。请国王派司法官至军，讯别首从与非辜，除诛戮十人外，余尽释放，平乱以最小的代价胜利结束。

那么，如何处置李昰应呢？七月十四日，吴长庆、张謇与朝鲜左承旨严世荣的交谈作出回应。首先说明出兵的宗旨。一为贵国正名，二为贵国讨乱。“名不正则祸靡有已，乱不讨则日人藉复仇为要挟之计，呶呶不休”。其次，阐明君臣父子的关系，“臣子之义，惟有奉行。故昨日国太公来营，即偕丁军门诣阙，我皇上以孝治天下，岂有为其子而失其父者？况太公于国王则父子，于中朝则人臣，有此一行，而全父子之恩，定君臣之分”。第三，希望国王放心，“我朝素行宽大，笃伦尽恩，必能两全而无敝”。这三条完全符合儒家伦理。

3. 以儒治国，订善后六策。平乱之后，张謇写了三篇文章：《壬午东征事略》《乘时规复流虬策》《朝鲜善后六策》。《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张謇的六策：（1）通人心以固国脉；（2）破资格以用人才；（3）严澄叙以课吏治；（4）谋生聚以足财用；（5）改行阵以练军卒；（6）谨防圉以固边陲。这是一个适合时宜的建国方略，它不仅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而且是个重仁义、合民心、富有民本精神的治国理政蓝图，因而得到了朝鲜国王的重视，也得到了国内“清流”的赞赏。张謇因此声名鹊起，成为高官争相罗致的人才。

三

汪国垣先生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一书中称江左派诗人“张季直以廷对受知，大魁多士。通籍之始，颇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志”。此话不虚。张謇在他的《尧舜论》（上）也谈到孔子“标尧舜为中国亿万世人君之极轨。使夫君必为尧舜，臣亦必致君于尧舜，而后世可几尧舜之世，民得为尧舜之民”。

光绪二十年（1894），张謇大魁天下，奋斗了大半辈子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二十五日卯正，皇上御太和殿传胪，百官雍雍，礼乐毕备，授翰林院修撰。伏考国家授官之礼，无逾于一甲三人”，此时此刻，忠君报国之情在张謇胸中升腾，他暗暗自励：“小臣德薄能浅，据非所任，其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乎？内省悚然，不敢不勉也。”这不是那种心血来潮的联想，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担当。这他在《殿试策》中就有鲜明的表述：“民生至重也，学术至博也，人才至难，国计至剧也。朱子谓四海之广，善为治者，乃能总摄而整齐之。”他两次向光绪推荐宋臣真德秀所辑的《大学衍义》，“臣伏愿皇上万几余暇，留心于《大学衍义》，而益致力于朱子之《全集》，以求握乎明理之原，而止于至善之极”。若没有对皇帝的赤胆忠心，是不敢贸然提及这些问题的。

范文澜先生认为：“光绪帝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颇想有所作为”。他生于1871年，四岁即位，在位三十四年，由慈禧垂帘听政；戊戌后的九年成了慈禧的囚徒；真正亲政近十年（1889—1898），还受慈禧牵制，可见光绪帝的权力确实“不能总摄而整齐之”。

1894年6月，日本侵略者在朝鲜挑起战端，光绪反对妥协，主张抵抗。8月1日宣战后，光绪针对李鸿章的游移态度，指令他查察将领“有无畏葸纵敌情事，不得片词粉饰”；对李鸿章迎合太后避战心理，寄希望于沙俄调停，他晓谕军机大臣，“不可联彼为援，致他日藉词要索”。正如《清史稿·德宗本纪》所云：“德宗亲政之时，春秋方富，抱大有为之志，欲张挞伐，以湔国耻。”张謇积极支持光绪的抗日主张，从农历六月初六到七月十二日一个多月时间内，上翁同龢书就有十五函之多，主要谈对日作战的策略和方法。在张謇看来，翁是光绪帝师，又是自己的恩师，希望翁把自己的抗日主张上达皇帝，这也许是“致君尧舜上”的重要一步。与此同时，张謇从不同的侧面支持抗战：（1）迅速改完自己的《治兵私议》（上、下）和《治兵余议》两篇军事著作，向光绪敬献军策；（2）根据翰林衙门送翁师课题，作赋三首，目的是树立皇帝在军中的统帅地位，树立将领敢打必胜的信念，树立军队上下同心，奋勇杀敌的精神；（3）与翰林院的同仁一起上奏疏弹劾李鸿章的卖国行径，并严词责问：“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义正词严，无可辩驳，所有这些措施，有力地支持光绪抗战，也沉重打击主和派的气焰。但腐败的清政府还是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张謇“致君尧舜上”的美梦也随之破灭了。

四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实际上是封建士大夫自己构筑的空中楼阁。历史是严肃的，禹以后有哪一位皇帝愿意回到尧舜那里去？没有。历史上有哪个帝王在状元宰相辅佐下成为尧舜一类人物？也没有。清初海门有个进士叫丁腹松，他在未中进士前对他的学生说：“致君泽民视臣之大小耳，大臣以致君为泽民，小臣以泽民为致君，盖各就其所近者而责之也。”他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致君”与“泽民”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应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做事。光绪二十二年冬，即张謇在家丁忧的第三年，他接受了陆世仪的观点：“士生斯世，不能致君，亦当泽民”。认为“水火之中，望救正切”。张謇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依旧保持着对光绪的忠诚，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以救国泽民为已任，继续开拓奋进。

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日，张謇启程南奔，归里治丧，丧父之痛不言而喻。丁忧期间，遵父遗言，营家庙，设义庄，办社仓，铺石路，造石桥，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不忘国家大事。“长与春风约今日，每凭南斗望京华”。他一直惦念着京师的皇上和恩师。

张謇在丁忧期间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总办通海团练，以应对日寇可能在长江口入侵；二是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高举“救亡图强”的大旗，激励朝野卧薪尝胆，自立自强；三是接受张之洞、刘坤一兴通州纱厂的建议，为近代轻纺工业奠定基础。反观朝廷，却是另一番景象。甲午战败，似乎是主战派的失败，却成为主和派的“胜利”。他们把持朝政，无卧薪尝胆之志，更无立国自强之心，保的不是祖国的江山，而是自己的官位；斗的不是外国的侵略者，而是主战的爱国大臣；甚至逼光绪下“罪己之诏”，承担失败责任，把张謇也列入打击排挤的黑名单，使丁忧在家的张謇悲愤之至：“每一闻海上风鹤之惊，北方挫衄之频，良友愤时叹嗟之书，深宫痛哭罪己之诏，当食辄辍，中夜忽起，糜心碎胆，不知所云。”他对后党掌控的朝廷失望了，而对光绪依旧忠诚和悲悯。

丁忧结束后，张謇决定办通州纱厂，不再回京工作。他在给沈子培的信中明确表示：“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此謇之素志也。比常读《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矢愿益坚，植气弥峻。辄欲以区区之愿力，与二三同志，播种九幽之下，策效百岁而遥。以为士生今日，固宜如此。”之后，他在与丁恒斋的信中，表达了对朝廷的不满，“既腐之木，般尔不能雕；必死之人，秦缓不能起。况非般非缓，谁则堪之？”表明他不愿再为垂死的政府服务。“然而亭林匹夫兴亡有责之言，藜洲原臣视民水火之义，固常闻之而识之矣。凡夫可以鼓新气、祓旧俗、保种类、明圣言之事，无不坚牢矢愿，奋然为之，以为是天下之大命，吾人之职业也。”可见他深明大义，正气凛然。光绪二十六年，帝后矛盾加剧，慈禧有立端王子溥俊（宣宗元孙、醇邸之孙）为子，承穆庙嗣统之诏”。张謇为之忧心如焚，认为“岁晏运穷，大祸将至”。后又见报证实传闻，并有“明正元旦内禅”改元“普庆”之说。想到刘坤一曾在戊戌、己亥两次针对帝后矛盾而上奏折，“海内传诵”，影响很大。知道刘将入朝，遂作诗送行，希望刘仗义执言。刘于戊戌八月公奏有“伏乞皇太后皇上慈孝相孚，以慰天下臣民尊亲共戴之忱”语。已亥十二月公奏有以“以君臣之礼来，以进退之义止”语。刘坤一等人果然以“慈孝相孚”“君臣之礼”的封建伦礼，牵制了慈禧，保护了光绪。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张謇日记载：“皇上二十一日酉刻大行，稍有知识者，无不疑眩哀痛。八月各省保荐医生南来，固言上无病，日进方三四纸，进药三四碗。太后病，服药，则不许人言。立醇邸子溥仪为嗣，醇邸为监国摄政王。二十三日，报言皇太后二十二日未刻大行。”

在宫廷内明争暗斗了数十年的两个冤家终于都死了，奢华的葬礼显示清王朝最后的辉煌，而风流早被雨打风吹去，人心的离散，预示王朝已到覆灭的前夜。对两个逝者的评价自然见智见仁，众说纷纭，唯有张謇在书房撰写《德宗景皇帝挽词》，他深切缅怀光绪的坎坷人生，表达悲痛之情：“昊天号旦泣，谁觉舜心悲”。称赞他遭遇危难，仍忧心国事的品格：“八载瀛台住，含辛为国屯，何知天子贵，犹藉庶民伸”。充分显示张謇对这位落难帝王的忠诚，敬仰和哀痛。

张謇思想的基本面属于儒家思想，主张忠君、爱国、亲民，强调“民生至重”，正如《礼记》所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就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张謇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主张“士大夫有口当述苦人之苦，有手当救穷人之穷”。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张謇的主要精力放在泽民上。他认为“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实业、教育、慈善三件事，造福于人民。也铸就了他光辉的人生，“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张謇的亲民泽民思想是不朽的。

余绪

忠与奸是两个形同水火的概念。忠者，赤胆忠心，精忠报国，奸者，奸诈无耻，投敌卖国。因此历史学家评论历史人物，首先辨别忠奸，“彰善瘅恶”，忠者彪炳千秋，奸者遗臭万年。忠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值得弘扬。“忠君”是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由于它与爱国、亲民紧密相联，更加大了它的分量。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没有不高喊“忠君”的。但真正把忠君、爱国、亲民统一起来的不多。李鸿章对光绪也称万岁，但他忠的是慈禧，爱的是权势。这种官不在少数，他们为了自已的利益不惜出卖国家利益，更不顾人民大众的死活。张謇忠君思想的可贵，就在于不基于一家一姓的愚忠，而是有分析的，与时俱进的，他忠于光绪，厌恶慈禧，促宣统逊位，批张勋复辟，反袁世凯称帝。始终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激烈动荡的社会现实面前，审时度势，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放弃忠君观念，与人民站在一起，勇敢地走向共和，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满清王朝，终结了在中国存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共和国，其志其行与那些顽固保守的遗老遗少形同霄壤，值得后人敬仰。

（作者单位：海门张謇研究会、如皋薛窑农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