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社集团的分裂：张謇父子、江苏省教育会与1921年省议长之争/靳 帅

苏社集团的分裂：张謇父子、江苏省教育会与1921年省议长之争

靳 帅

内容提要：

1920年，张謇与黄炎培、沈恩孚等江苏耆绅成立了具有统合全省自治事业的机关——苏社。在这一机构中，张謇与黄炎培、曾朴、朱绍文等江苏省教育会派士绅在利益、理念等问题上明显不同。1921年，江苏省第三届省议会选举，张謇有意让其子张孝若参选省议长。但是黄炎培、曾朴与朱绍文等人支持张謇的老友张一麐竞选省议长。张謇父子与张一麐由此形成竞争关系。这也使省议会内部分裂成两派，一派为支持张一麐的南张派，一派为支持张孝若的北张派。两派争持互斗，互相揭发，最终南张派爆出张孝若伪造年龄，进行贿选的丑闻，两张遂同时退出竞选，但议长仍被北张派取得。此事件对张謇晚年的声誉、心境造成非常大的冲击，也使原本统合全省士绅的苏社集团分裂为两派。两派矛盾在此后的省长更迭、议教之争、江浙战争中时有展露。因此理清这一派分是理解1920年代前期江苏政局的一大关键点。

关键词：

苏社 江苏省教育会 江苏省议会 张謇 曾朴 张一麐

胡适指出，近代中国有几个“关系一国的生命”的重要人物，张謇便是其中之一。自从甲午以降至北伐声起的三十余年，其间发生的种种大事，无一不与其有关。正是源于此，胡适认为这些人“都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工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1]。目前学界对于张謇的研究已相当丰富。但由于北洋史研究整体处在迟滞状态，对于近代人物史的研究也存在着“重早年，轻晚年”的倾向，对于张謇等晚清人物在北洋的种种活动、思想、心态研究的还不是很充分。张謇晚年，最重要的心事即是扶持其子张孝若步入仕途，此点即不被人所注意。

张謇晚年，恪守“村落主义”的理想，企图在地方自治中为中国获得一线生机，因此在1920年联合江苏耆绅成立全省自治的“联合策进之机关”——苏社。此后张謇对其子的扶持不遗余力。苏社成立后次年，江苏省第二届省议会期满，第三届省议会选举在即。张謇有意让其子竞选议长，但与老友张一麐形成竞争关系，引发南北两张议长之争，此事直接导致苏社集团的内部分裂。钱基博在1943年即称，1921年省议会“议长之竞选”，“时有为公子名流之说”。“公子者，张君孝若也，以南通名父之子，故尊之曰公子；名流，则先生，所谓民之望也。然而党同伐异，嚣然尘上矣。”[2]张謇早年故友沈云沛，其子沈蕃在1960年代回忆其父与张謇的交往时，亦指出民国后，“张謇的声望却不因为没有竞争对手而更加增高，相反的他仍继续走下坡路”。“1919年第三届江苏省议会张孝若贿选议长事。此虽为张孝若事，但因乃父张謇护过，江苏舆论遂集矢于张謇，此事对于张謇晚节之声誉影响最大” [3]。

对于1921年江苏省议长之争，学界已有一定研究。祝小楠对此有初步梳理，但事件过程以及内幕仍较混沌。张亮在此基础上揭示出“‘苏人治苏’背后的耆绅之争”。他指出南北两张之争，其实是“苏社”集团内部张謇、张一麐与韩国钧等“江苏省主持局面的几位耆绅的博弈” [4]。尽管相较祝文，张文对此推进不少，但仍有不少值得探讨和商榷的空间。譬如在此次南北两张议长之争中，支持“北张”张孝若的“金陵俱乐部”究竟是何种团体组织？其与张孝若究竟是何种关系，为何会支持张孝若选举？支持“南张”张一麐的议员为谁？张謇、张一麐与韩国钧三位“耆绅之争”在此问题上的态度究竟如何？在张謇、张一麐与韩国钧三位苏社耆绅之外，其他苏社人士的态度如何，是否有其他“耆绅”隐然操控？这一系列更加细致地追问背后，则是“议长之争”这一事件所折射出的更多面相。本文拟在充分吸收既有研究基础上，对其所未及注意到的方面展开讨论，以此来进一步探讨苏社集团的分裂局面与江苏政局走向。

一、张謇父子的对手：黄炎培、曾朴与朱绍文

苏社成立于1920年5月，是张謇与黄炎培等江苏省教育会联同实业、水利界士绅组建了地方自治团体。在记名投票选举的二十八名苏社理事中，张謇排名第一，黄炎培第二，王清穆第三，沈恩孚第四，黄以霖第五，韩国钧第六，张孝若第七，唐文治第八，马士杰第九，张一麐第十[5]。张孝若此时还年仅二十三岁，在苏社理事选举中，能一跃超过张一麐、马士杰等众多其父辈士绅，大致可以看出张謇对于张孝若的扶持和张孝若声望的上升。张孝若在当选苏社理事前曾赴美留学，1918年夏“以父年渐老，地方事又多，由美归国”。回国后，张孝若“助乃父处理对内对外事宜”，并有企图涉足政界的迹象[6]。大致在1920年6月中下旬，李纯与齐耀琳均有聘请张孝若为咨议的任命，张謇在致齐耀琳的信中称：“甚愿公助我裁成之也”，可知张謇的心思所在[7]。

苏社成立后，张謇并未因理事长身份就可以完全操控苏社，实际上，他频频遭到来自苏社内部的挑战。1920年秋冬之际，新成立的苏社及旅京同乡在江苏督军与省长人选问题上颇有纷争。张一麐在江苏旅京同乡会高举“苏人治苏”大旗的支持下，对江苏省长一职颇有觊觎之心。苏社其他理事亦力主张一麐。张謇在“诸君既皆欲得之，又持之坚”的情况下“不敢不从众”。但最终中央任命直隶人王瑚长苏，“苏人治苏”并未达成。王瑚长苏，是张謇主张“只问贤不贤，不问苏不苏”的方针下对其支持的结果。1920年10月，督军李纯猝逝，苏社其他理事主张一举废督，但是张謇却力推齐燮元继任，引发苏社其他理事的抵制，当时有报纸称此举使“苏社是张謇底武器”的传言不攻自破[8]。可以说，在军民两长人选与废督裁兵等问题上，两张意见分歧甚巨，这也使其与苏社其他理事产生抵牾，其中最重要的是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

苏籍报人恽逸群1940年代在《黄炎培论》一文中即称：“当南北两张斗争时，江苏省教育会派在关系上与北张及齐燮元较为接近，但当时均不值北张，所以省教育会巨头不表示偏袒的态度，而个别干部则颇多反对北张者” [9]。此中，“省教育会巨头”即指黄炎培等人，“个别干部”应是指朱绍文等。黄炎培长期追随张謇，在袁世凯去世后凭借着教育会的势力，声望逐渐增加。1918年6月胡适与黄炎培第一次见面后，即称“黄先生是当今教育界一个最有势力的人” [10]。1919 年五四运动，他与沈恩孚、袁希涛操纵南北政局，声望更是陡然上升[11]。是年8月江苏省教育会第十五次常年会上，黄炎培虽当选副会长，但得203票，远超会长张謇154票，其实力与声望可见一斑[12]。可以说黄炎培凭借江苏省教育会在江苏士林中已开拓出另一中心。此时的张、黄，犹如一张翘板的两侧，在黄炎培逐渐崛起的同时，张謇已处于下沉状态。对于张黄关系，长期以来学界常常将黄炎培看作是张謇的亲密战友与继承者。譬如亲历者曹聚仁即称“那位南通王张季直在江苏是太上皇”，“黄氏便是那一派的吴用”[13]。实则不然。之所以会有如此印象，是因为黄炎培极少会在明面上与张謇发生冲突，而常常是将许多明面之事交与他人，自己则侧身幕后，因此不为史家所留意。知悉内情的共产党人萧楚女在1925年即称：黄炎培等“苏社一派”仅将张謇尊为“表面首领”而已。从中可见当时张謇与苏社江苏省教育会系诸人的关系[14]。

1921年议长之争中，与黄炎培一道隐匿幕后，操纵着整个竞选局面的，是世人常以“文学家”看待的曾朴。曾朴在晚清以小说《孽海花》而声名鹊起。事实上，他从1907年开始“便浮沉于宦海中”，一直到1927年党军北伐，才避居沪上，又开始重操旧业[15]。此后他撰写过自传性质的小说《鲁男子》。他本计划在小说《议》《宦》《战》部分中叙述自己“在民初当选第一届江苏省议会议员后的活动”，其中包括民初“舍议席而登仕版”，“投入联省自治，要求苏人治苏的运动”。“其中更详尽曲折地叙述江苏省议会前后两届的政争”，旨在“揭露当年的内幕真相”，“有许多事迹颇具历史价值”。曾朴之侄，曾“侍教于舅氏者垂二十年”的吴琴一在《如是我闻“鲁男子”》中即回忆称：“鲁男子说过：黄是他的后盾支柱，而淮阴的朱绍文（德轩）和常州的陈大猷（颖孙）都是他的左右先锋” 。此一语揭示出曾朴和黄炎培、朱绍文、陈大猷的关系。曾朴晚年将黄炎培、沈恩孚等江苏省教育会之人称之为“一班至好”，均可证其与黄炎培之关系。

曾朴提到朱绍文、陈大猷“都是他的左右先锋”亦值申引。朱、陈两人均是民初的国民党议员，两人在议会中均以能言善辩著称[16]。关于朱绍文与曾朴的交谊，朱绍文曾撰写文章回忆称“民国二年三月一日第一届江苏省议会成立，始识曾君孟朴”，此后两人交往甚密，朱绍文称议会审查会期间，“君与我恒朝聚而暮散也”。二次革命时袁世凯要求取缔议会中的国民党，时曾朴“正改组江苏进步党支部”，为了保护朱绍文，曾朴遂将朱绍文列入进步党名册之中。由此可见其与曾朴之交谊[17]。

对于曾朴在1921年江苏省议长风潮中的种种活动，其子曾虚白在晚年自传中颇有详述。其称“时江苏督军齐燮元勾通南通钜绅张謇为其子张孝若争此议长席”，“张謇是一个富绅，有的是钱，实行以钜价买票的贿选，父亲闻之，怒认此风不可长，拟约集议会同志密商对策”，“应召而至的议员只有朱德轩，陈颖孙等十几个人”，曾朴等商议决定“一方面促请苏州绅士张仲仁竞选议长。另方面，广作宣传，揭破贿选黑幕……如此风潮越闹越大……卒由中间人调停……表面上对峙僵持的二张都退让息争，实际说，是我父亲打击军阀的一大胜利！”[18]曾虚白此段追忆大致揭示出1921年省议会议长之争的幕后情形。他称曾朴阻止张孝若当选议长“是我父亲打击军阀的一大胜利！”此不过是对其父的溢美。曾朴将矛头对准的，并非军阀齐燮元，而正是积怨已久的张謇父子。或可说，曾朴实际上是利用了张謇父子与张一麐两人矛盾促使两张展开角逐，自己身居幕后，主导策划一切[19]。对此，曾朴晚年直言“又一次，我有意识地化了两千几百块钱，敲醒了南通土皇帝的太子议长梦！”[20]

曾朴与张謇有何积怨，为何要敲醒“南通土皇帝的太子议长梦”？这必须要追溯曾朴在1907年“浮沉于宦海”后与张謇的交丛谈起。曾朴1875年出生于江苏常熟一个世家大族中，后以文才得到翁同龢赏识，可以说其与张謇同为翁同龢的门生。1908年，他加入预备立宪公会，开始与张謇等有频繁的交集，辛亥年间，他亦是“息楼座上客之一”。民国成立，他加入张謇为首的共和党，1914年以后“长期任江苏官产处处长” [21]。官产处，主要是为了管理各省闲置的官产，如山林、屯田，废置官署、无主官地等。这一官制“发轫于民国二年，由财政部管理”。1914年6月，北京政府在各省设置官产处，处长由财政部荐任[22]。江苏官产处处长的职责，与曾朴家族的祖业相近。曾家是常熟“四大望族之一”，曾朴其子曾虚白在自传中称：曾家在晚清只有举人功名，“并没有做任何显赫的大官”，但是“我曾祖和我祖父两代都管理常熟的沙田”。沙田是在长江两岸因江水冲击所产生的新土地，“这是国家很大的一笔财源，可是前清皇帝不知道，常熟县知县管不到，管理之权就落到了我们士阶层”。曾家也因此在常熟拥有更显赫的地位[23]。

曾朴能够担任官产处处长，颇有内情。曾虚白称：“父亲当选江苏省议员以后”，想要“建立江苏人自己的政治组织，而政治组织的基础，必先掌握到几个财政机构入手。……，因此，父亲在民二年北上出席全国各省财政会议的时候，向财政部提出整理江苏沙田和整理江苏官产两大计划。于是财政部……卒改组由父亲以江苏官产处处长兼办沙田事宜。从此父亲掌握到江苏财政的一大财源，为他在江苏政治上的基础” 。此段回忆陈明了曾朴担任江苏官产处处长的来龙去脉。实际上，1918年张謇曾撰文揭示出，曾朴之所以能获此要职，是因为时值江苏武进人张寿龄长财部，“热于聚敛”，“曾乃许纳三百万，歆张以求助；又歆昔之省长助之”。“曾遂一旦兼任官产清理处处长、沙田局局长” [24]。从此，曾朴便“掌握到江苏财政的一大财源”，他也因此“在幕后掌握了江苏政治活动的中心”。曾虚白直言“江苏督军换了好几个，跟着省长以及整个省政府组织换了好几次，惟独父亲能保持他官产处处长不动摇” [25]。

现在还未有详实史料显示出张謇与曾朴之间的交往过从，也不清楚二人的交恶始于何时何事。不过，曾虚白所撰年谱中指出，曾朴1911年四五月间受杨翼之鼓动，开始“参与选举运动”。杨等主张曾朴“先应选为省议员，再以省议员为阶梯而入参议院”，由此可以在中央开展政治活动。于是曾朴在当时同乡好友黄谦斋的运动下当选省议员。1912年曾朴到南京准备“继续参议院的复选运动”，但此时张謇亦希图竞选参议员，可是票数却不足。因此有“南通商会会长等某某访先生，以党的立场，劝说先生牺牲自己的地位，劝告拥护先生者集中投选张謇”。曾朴“慨然允之”。于是“张謇被选为参议员，而先生则仍是省议员” [26]。

张謇确实当选过国会参议员，其时在1913年2月24日。当时江苏省正举行省议长和参议员选举。尽管共和党人亟力运动，以为张謇铺路，但是张謇态度颇为消极。他认为“时局日扰，人情日诡激，士气日鄙薄，议长不可为”。故在省议长选举之前，就已经嘱咐其所在的共和党人以及当时的密友黄炎培、沈恩孚、孟森等，表明自己“不就议长之故” [27]。最终议长被许鼎霖取得。两日后的国会参议员选举，张謇虽然以微弱优势当选，但在十余日后通电辞职。如此在谁来补任问题上，“因各党有被选资格者互相竞争”，引发议会内部纷争。[28]正是张謇的这种“反复”，让曾朴的让贤成了多余。曾朴或颇感张謇对其有所亏欠，故在晚年亦仍然念念不忘而诉诸其子。这似乎是曾朴与张謇交恶的开始。曾朴父子对此事亦颇为看重，曾虚白称：

这一个转变，事实上根本决定了民国以来先生在政治上的路线。……，现在，做了省议员，其发展范围在江苏省里，就变成了历次省政变迁的中心人物了。先生在省议会中的党籍虽属于共和党，可是平日接近的却是黄允之、陈大猷辈，都是旧国民党；事实上，以先生的才华和处事的坦白，早就打破了党的界线而自成了一种江苏环境所需要的结合，群奉先生为中心[29]。

成为省议员后，曾朴与张謇的关系急剧恶化。此后曾朴和张謇在沙田、水利等涉及到江苏实业问题上频频引发纠葛，致使二人关系更加恶化。如段山夹滩筑坝问题与衣周塘滩地问题。此处对段山夹滩筑坝问题略述一二，以明其纠葛所在。

段山夹滩在常熟江阴。当时的段山夹是指江流南岸因支江贯穿其中形成的南、北、中三块沙地。但正是因为三块沙地中夹有长江支流，亦会对滩地形成冲削，导致许多田庐墓地被冲入长江，故常有农户建议修筑夹地大坝，以阻削减。同时常熟、江阴地方士绅如汤静山、卢国英又认为“培涨滩地，围筑成田”，可扩张财富，因此与同为常熟人的官产处处长曾朴沟通密谋，决定修筑北夹山坝[30]。1916年底段山北夹坝成后，水流更急，对北岸的南通江岸削减甚烈。因此坝成后，张謇频频致函省长齐耀琳，指责曾朴为幕后推手，应予惩处。在张謇反复敦促下，齐耀琳“令江阴，常熟、如皋、南通四县长集南通，会议铲坝办法”。但是当时“坝成已逾半载，坝东涨滩高与两岸陆地等，且绵延数里。奉命铲坝者知无可为力”，结果“仅开一缺口而去，沙民复将缺口堵塞，江坝安全毫无影响” [31]。无奈之余，张謇知坝成滩涨，其利必厚，乃向交通部长曹汝霖荐其亲信，前如皋县知事刘焕为江苏沙田局总办，以便制衡曾朴等，掌控滩地标卖之资，并“将全部涨滩充作江北保坍经费” [32]。

此后张謇在南通保坍问题上与曾朴等常熟、江阴士绅的矛盾不断积累，且从未停止。1918年张謇反复催促齐耀琳，要求曾朴掌控的沙田局垫付南通保坍费用，铲除段山夹坝，齐耀琳在此事上颇为为难，故多以拖延应付。不得已，张謇又游说北京财政总长曹汝霖处理[33]。曾朴的官产处处长一职在1919年4月遭解职。解职后，曾朴被张寿龄委任为江苏烟酒事务局会办。现在还不能确定曾朴的突然解职是否与张謇有关，但是如此，江苏沙田管理则由张謇举荐用来制衡曾朴的沙田局总办刘焕所独当。曾朴失去这一肥差后，即鼓动乡里士绅频频攻击刘焕[34]。1920年2月，财政部李思浩称刘焕“因案被控”，须解去沙田管理处会办一职，“另候委用”。张謇知悉后立即出马为刘焕纾解。其在致李思浩函中称段山夹坝 “害贻南通”，“众论沸腾，不直曾璞之所为”，而刘焕颇有政绩，故请财政部收回任命。但财部不为所动[35]。正是张謇与曾朴这一系列纠葛与积怨为1921年南北两张的议长之争埋下了种子。

二、两派在议长选举前的布置与迎应

1921年5月，第三届省议员即将选举。省议员本来是省下一级的地方士绅为在全省中拥有更多的“象征资本”而参选。当选后既可在本属本乡中提高声望，又可在地方自治中伸张谋利，同时也可凭此身份结交全省各地士绅，成为省域、省际士绅乃至全国性士绅。像张一麐、张孝若这样的名流本不需要借助此条途径，故此二人在第一届、第二届省议会中均未参选议员。但是1921年夏第三届省议员选举较此前略有不同。此时联省自治运动已高唱云霄，湖南已开始实行省宪自治，浙江亦有进行。各省士绅在“废督裁兵”与“省人治省”思潮下，均主张制定本省宪法，先图一省自治，而后联省制宪共治。“第三届省会，适于此时产生”，因此负责起草、审议省宪法的省议会其地位至关重要。因此，此时议长之位成为江苏南北士绅共同瞩目的对象。张孝若后来对参选缘由，亦有解释，其称“今之中国，拟求南北统一，政治就轨，试问舍各省实行自治，制定省宪，然后各省制定国宪，统一南北，尚有何法”。因此他“有感于省会之重要”，“故群约加入省会” [36]。

此时距离省议员选举还有两三月，此时张孝若曾赴南京拜会过苏督齐燮元，与齐晤谈至深夜，后又赴省议会副议长鲍贵藻和孙儆宴请，这一系列行动使张孝若“运动下届省会议长之说”日盛[37]。于此同时，曾朴等也在积极筹划。一开始，曾朴等提议张一麐出任议长人选，齐燮元“不甚赞同”。为此，曾朴等又打算请韩国钧出山参选议长。韩之弟子庞树森即劝韩出山，其称：

中央政局混沌，不久仍恐有变。自治潮流，吾苏拟与浙江同趋一轨。省会改选在即，议长一系关系綦重……。籀斋、寅生、德轩、孟侯诸公极盼吾师出而应选，以慰苏人之望[38]。

此处“籀斋”即指曾朴，“德轩”为朱绍文，“寅生”为蔡培，“孟侯”为刘伯昌。这些人均是同一党系。其中刘伯昌是省议员，曾与朱绍文在1918年因反对议员加费而颇有声名；蔡培曾出任过国会议员，后“历任江苏川沙县地方检察长，财政部科长”，与韩国钧关系密切[39]。虽未有史料显示出此时韩国钧的态度，但从后见之明看，曾朴、庞树森的鼓动并未成功。此后，曾朴把鼓动对象又放到张一麐身上。

张一麐长期旅居北京，在旅京苏人中有极大话语权，苏社成立时虽当选理事，但实际参与不多，1921年上半年他都在北京。为了鼓动张一麐参选，曾朴“与苏州旧府属几个老友联名写信去北京，表达乡里人士推选仲老出任本省议政的诚意，一面他又亲笔修书敦促”。张一麐此时也颇感犹豫，因一旦参选，即与张謇父子形成竞争关系。后苏州地方士绅赴京游说，8月初江苏各选区紧锣密鼓开始筹备省议员选举之际，旅京苏人庄蕴宽、赵椿年致苏州乡绅信中称张一麐“始则不愿应选，现由渠等再三劝驾，大致可以俯就” [40]。“大致”一词亦可窥见其犹豫心态。曾朴得到张一麐“大致可以俯就”的态度后，“就赶奔苏州，暗中主持了这一场选举”。吴琴一称他“分头约请常熟、昆山、吴江几县的朋友预作布置。一到苏州，各县的交好纷集，向他报告初选情况”。曾朴“招待应酬，花去二千元左右的交际费用”，张一麐遂得以当选省议员。

曾朴等除着力于张一麐所在的苏属选区外，在全省其他十个选区亦圈定好了同党“候选人”，而张孝若派亦复如此。结果在正式选举之际，十一个选区中，除曾朴亲自谋划的第二区苏属“所拟候选人已如约当选”外，“其他十区所拟者皆被挤落选”。朱绍文也差点落选，后来“他县友人”让出名额，朱绍文才得以当选。[41]当时竞选省议员，贿选买票已成潜规则。曾朴之弟，曾当选此届议员的曾孟钧曾回忆江苏议员选举称，“有意于此者，事前乃大肆活动，大都以金钱或其他财物或期约日后以其他职位相许”[42]。曾朴等打的是“人才主义”的旗帜，号称不行贿受贿，其实不然。在贿选蔚然成风下，自然难有至清之鱼。从10、11月两派相互揭发的内容看，朱绍文其实是贿选而来[43]。张一麐亦是如此，1923年费树蔚致信韩国钧中即称：“仲老被选省议员即城外醵资购票得之。仲老至今未知”。联系张一麐在北京，曾朴操纵苏州选举的情形，张一麐“至今未知”应是实情[44]。不过也一语道破曾朴“只竞选不贿选”的里外不一。

在张一麐当选省议员的同时，张孝若亦毫无悬念地通过通属（第八选区）的选举，获得省议员资格。与张孝若同时当选的通属议员还有陈琛（字葆初），蔡钧枢、瞿名川、高孟启、费师洪等。其中，陈琛“在清末早就为张謇供奔走”，有人甚至称是“张謇重要的左右手”，与张孝若关系较好。也就是此人，在与张孝若共同当选为省议员后，赴省城南京召集各选区议员，组建金陵俱乐部，“为力争议长开始之运动” [45]。此外，蔡钧枢亦是助推张孝若的重要人物。据与张謇家族“有世谊交”的省议员孟钧回忆，张孝若准备竞选省议议长时，“蔡钧枢、程葆初二君，曾为孝若兄助选”。蔡钧枢拉拢孟钧，请其“必须连任”，“推其用意，既为竞选前增加拉选票，又为当选后不无多一互助”。彼时孟钧确想连任，但对于张孝若竞选正议长，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孝若年龄太轻似乎刚刚脱颖，就坐正席议长，不够妥善，最好先行推出一位较有声望，兼有世谊交者，请其出面担任正席议长，孝若任首席副议长，经年许或半载，正席议长辞职，首席副议长，当然依法替升，应无问题”。但蔡钧枢认为“此一建议，稳健有余”，且蔡认为张謇“年事已逾稀寿，不容再缓，须采取一鼓作气”。46 “张孝若金钱运动议长”的传言甚嚣尘上，此中当然有曾朴等暗中制造的成分，但相当程度上表明张孝若或支持张孝若之人确有此种行径。

张孝若“金钱运动议长”的传言甚嚣尘上时，张謇的许多故友，如沈恩孚、孟森等纷纷或直接或间接提醒张謇。张謇在复函称这些传言或是钱以振在常州“别有运动作用”的结果。其称：“常之钱琳叔虑仲仁前受项城之愚，异日或将受某某之愚为作傀儡，有属意儿子之言”。钱琳叔，即钱以振，因在常州模仿张謇，兴办实业，曾被时人称之为“常州张季直”，与张謇父子关系较好。钱以振不满张一麐“受某某之愚为作傀儡”，故鼓动张孝若出选，此处“某某”应指曾朴等。张謇称自己听闻此事后，遂决定放弃竞选，让钱以振一致推举张一麐，并且令张孝若赴沪向张一麐“解释疏通”，以示让贤。张謇还称钱以振“似已翻然许可”。在1921年8月25日复沈恩孚的信中，对于贿选传闻，亦称“所闻，都无其事”。而且称“儿子被选，非鄙愿，亦非儿子之愿”，而为地方人士鼓动的结果。此究竟是张謇父子的脱辞还是确实如此，不得而知。不过事已至此，张謇决意“临渊弃网”，让张孝若放弃省议员的职位，以示清白[47]。   

但观察张孝若在当选省议长至省议会开幕的9月份活动，他似乎并未按照其父的想法去做，反而是频频露脸，发表各种公论，或在为参选正副议长造势。[48]其中在9月1日刊布的一份由张孝若领衔的治水意见书最可注意。注意之处倒不是其所论的治水方略，而是与其同署名之人。其中除张孝若外，有省议员：李中一、徐果人、陶保晋、龚廷鹗、蔡钧枢、蔡君植、钱名琛、杨同时、闵谳、张树典、张望明、宋铭勲、高孟起、束曰琯、马甲东、刘文辂、吴廷良、陈端、陈琛诸人[49]。上述人员以新当选的通属议员为主体，其实均是陈琛领导下的金陵俱乐部骨干成员。

虽然张孝若并未打算放弃议员名位，甚至依然颇为高调。但他的确从父建议，“一致推仲仁”参选省议长。9月下旬他公开表示：“复选揭晓，苏属张一麐氏应选后，有人主推为议长，余颇赞成。因张氏与余父多年老友，对于国事省事，向抱同一之主张……余分居后辈，其声望学问亦远出余上，故余个人曾竭诚表示赞成”。不过，张孝若仍留有余地，“一致推仲仁”参选议长，并不意味着其对副议长没有希求。张孝若称“已被选之省议员，当然有被选为议长之机会，不独仲老与余也”。对于贿选传言，张孝若亦有回应。除声明父子二人为地方自治已无余钱外，还坦言“谓无金钱之作用，而尽为人才主义，则一会之中共有几人”？此亦在暗示，在贿选成风的时势下，张一麐派亦有“金钱之作用”[50]。也就在9月初，张一麐从鄂回宁赶来参加省议长选举。他会见了朱绍文等支持他的省议员，又赴沪会见旅沪同乡会、参加苏社理事会常会。在家乡苏州以省议的身份会见乡友，均在为选举准备[51]。

民元以来各省议会均有党派之争，在中央国会共和党和国民党这两大党派分野之下，各省亦复如此，江苏省亦不例外。1919年在京苏人、内务次长于宝轩令心腹陶思澄密函于宝轩称“苏省人才，隐成两派，不易相容，旧时进步党以沈思齐为首领”，“国民党人物则以钱强斋、黄轫之为首领”。此处黄轫之即为黄炎培。此两派在议员派分中尤为明显[52]。这种党派划分后来又因选区名额分配、地域府属关系、地方自治利益等各种原因变得极为复杂。譬如前述常州人钱以振运动张孝若竞选议长，而其同乡，曾朴的“左右先锋”之一陈大猷却支持张一麐。之所以形成同乡对垒是因为双方在地方自治利益中分属城乡两派，积怨极深，故在议长之争中亦各举其人[53]。这种府县中的利益矛盾往往上沿到省议会中，造成省议会中的派系形成。陈大猷在第二届省议会与黄炎培、朱绍文结为一气，形成“钱黄——建业俱乐部”派，共同打压主张议员加薪的刘文辂、王鸿藻、龚廷鹗等“省政研究派”。两派在涉及到江苏省教育会的经费问题中必死力相争。刘文辂等“省政研究派”次次均主张削减江苏省教育会的经费。这一争执在1921年的6月中旬第二届省议会即将闭幕时仍然持续不断[54]。当时朱、陈与同党派议员冯士奇、陈伯鑑被省政研究派斥之为“议会四凶”[55]。可以说这两派在第二届省议会中的三年中结下宿怨，一直延续到第三届省议会选举。

三、议会开幕后的议长选举之争

第三届省议会选举时，黄炎培未能入选，朱绍文、陈大猷已然成为此派中的核心人物。朱绍文亦是苏社同人，张孝若在11月初的启事中即称“朱君德轩等，则年来所引为同志，同为组织苏社之人，面晤函商于通、于沪，联络同志，整顿苏政，旨趣合一” [56]。张孝若称“旨趣合一”似乎不全然如此。朱绍文在1920年9月曾与黄炎培联名致电张謇，向其询问衣周塘滩地以及大生纱厂股票是否变卖归张謇所有事，可管窥出其与张謇之间并非非常信任[57]。此时朱绍文虽全力支持张一麐竞选议长，但自己似亦有角逐副议长的诉求[58]。

1921年10月1日江苏第三届省议会开幕，“开幕以后第一问题即为选举正副议长”。就“情势而言，非南张一麘，即北张孝若，拥护攻击各有其人”。但张一麐与张孝若均未到场。正式选举议长前，两派代表朱绍文与陈琛反复沟通，希图私下达成一致。陈琛也试图与张一麐有所沟通，但均效果不佳。其实双方所协商的即是“南正北副”还是“北正南副”。为进一步协调双方，议会各方决定先召开谈话会商议。但此时金陵俱乐部成员人多势众，大有稳操胜券之意，对于南张提出的“南正北副”提议不以为然。俱乐部中“屠宜厚、龚廷鹗主张明日即行选举”。支持张一麐的朱绍文、陈大猷等颇感势单，亦深知此中玄机，因此“力主缓选”，一方面为从容布置留有时间，一方面也是一挫张孝若等金陵俱乐部的锐气[59]。10月3、4日省议会的两次谈话会上，两派议员“交相诋詈”，互不相让。势力较弱的张一麐派议员为此只好散发“油印品攻击北张”，斥其“以数十万金运动议长”，以造成舆论压力。如此导致三次谈话会，每次均是“两相争持，势不相下” [60]。

此时陈琛主导下的金陵俱乐部求胜心切，公然金钱贿赂议员，以图分化支持张一麐派，进而从速选举议长。但此招反而给朱绍文等一个绝佳反击的机会。朱绍文揭露出：金陵俱乐部为赢得贿选，所用“现款不足，继以支票，我同会有谢绝者，有收受者，有不愿收受而姑取为证据者”。为遏制此风潮，朱绍文等“将支票影印嘱为转送各报，于是买票之丑声四扬，社会之责言群起”。情势至此，张孝若“不独不可以为正并不可以为副” [61]。为了将张謇父子贿选议长消息播散更广，激起更大的舆论反响，朱绍文等人不仅将声讨张謇父子的函电投递给北京的《新青年》这一新派人物掌控下的杂志[62]；还将张謇父子将受贿支票影印并且纷发给各大报馆。将金陵俱乐部的“买票之丑声四扬”，确是朱绍文、曾朴等人的一记狠招。现在还不清楚张謇父子当时是否知晓陈琛等金陵俱乐部是否有如此行径，但无论如何，此事使张謇父子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之中。更为严峻的是，有报人爆料出张孝若其实还不满二十五岁，未到参选议员法定年龄[63]。如此则使张孝若的议员资格都成问题，遑论参选议长。

这种局面或是张謇父子没有预料到的。因此在10月4日议会第二次谈话会后，张謇父子毅然决定放弃省议员职位，不再参与议长竞争，张孝若遂发布辞职通电。5日晚上，朱绍文向金陵俱乐部中陶保晋、闵瓛提出调解条件，但金陵俱乐部认为这些条件毫无诚意，故仍举张孝若竞选议长。为此，张謇遂致函省议会，指出张孝若已“正式函辞决绝”竞选，“请查明宣布除名，勿任妄言者假托生事” [64]。接到张謇信函后，南张派议员主张先讨论张孝若的辞职问题，但北张派不甘就此认输，坚持主张即刻选举议长，而对张孝若的辞职请求置若罔闻。由此可见，此时的议长之争已成意气使然下的派系之争。议员马甲东即称“二张之争似易疏通，其最难解决之点，为甲乙两派，如两派之中能各自牺牲，事即迎刃而解” [65]。

对议会两派之争，苏属常熟议员顾宝瑛指出“小张之金钱运动固不可讳”，而老张派“亦不脱孔方臭味”，“否则朱绍文等打破金钱选举可矣，何必口口声声咬定非选仲老”。他称张一麐派虽然“囊空如洗”，但是“一般想做账房、茶房辈争以押柜供其挥霍”。不仅如此，“甚至于互选时邀集无赖数百人，高踞旁听座中，鼓掌助威。本来有主张正义者愿投老张，至此亦恍然悟，幡然变矣” [66]。曾当选第二届省议员的王鸿亦指出，朱绍文等南张派议员派人将金陵俱乐部议员的座位席次制作成图，“凡金钱议员加一红圈”，花钱雇来“学生”在旁听席中人人“手持一纸”，每当有金钱派议员发言时，则“嘘声四起”，“非金钱派议员发言，则掌声大作” [67]。如此使得金陵俱乐部议员气势大挫。金陵俱乐部议员因此提出“禁止旁听案”，但遭到南张派拒绝，双方僵持数日，引发10月21日学生群体冲入议会，殴打金陵俱乐部议员周凯等冲突事件[68]。此事件后，双方均在报章上斥责对方，引发更大舆论关注。

故金陵俱乐部被各大报刊称之为“金钱派”，而朱绍文等借助场外舆论拥有“正谊派”美誉。殴打事件后，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称：“议员陈谟、刘文辂、陈琛等为张孝若包办议长，贿赂公行，喧传报纸……敝会同人屡次旁听，真相已明”，其主张“速开公民大会，撤回代表，解散议会” [69]。此外，江苏省教育会，苏州旅沪同乡会，江苏旅京同乡会，苏籍京官徐邦杰、杨润、北京于宝轩等先后来电警告两方，要求勿趋极端，迅速开议[70]。

南张派朱绍文等有舆论支持，更加有恃无恐。他们在议会内外“分发油印品一种，大致谓金陵俱乐部设有浚治长江讨论会，系北张以江苏作抵押，借美金五千万，指为卖省证据”，造成更大的谣言[71]。金陵俱乐部在一片声讨中也趋于分裂。有些受贿议员支票难以兑现，有些则虽受贿却又反悔等。俱乐部领导人也在对南张派的策略上各持己见。俱乐部内部“某某二人因互争第一副座，亦各生意见，暗潮极烈” [72]。面对如此困局，作为“始作俑者”张孝若自然是备受煎熬，11月4日他通电回应参选议员的经过及与军阀合作金钱运动议长的传言。在否认贿选的同时，也以“他人行动，孝若毫无所知，则当然不能负责”为挡箭牌，表明金陵俱乐部等的贿选活动与自己无关[73]。在指责“彼方之利用学生，制造讹言”的同时，张孝若还致电金陵俱乐部，劝其“以名誉大局为重，不受人以权”，“以正轨团结团体，以正式洗刷议会” [74]。

两派“仍走极端，似非仅文电信使所能解纷”，苏社耆绅如段书云、汪凤瀛、王清穆、韩国钧、仇继恒、黄以霖、马士杰等遂在两派之间予以调解。他们联名致电请求张謇父子“莅沪洽商解决”。但张謇认为张孝若“早已提出辞书，并再三通电声明”，实际上“已置身事外”[75]。为此，他单独致函段书云和黄以霖，斥责朱绍文一派“造作种种蜚语，污蔑儿子而及于謇”的同时，亦直言让儿子赴沪参加调解，是“虑人描画无资而又益之也”，因此他拒绝赴沪调停。[76]“必欲调停，是朱辈之又一手段”，对此张謇非常清楚。故他“严戒儿子，无论如何不出南通一步，不受调停一言。看朱披猖至如何而止” [77]。面对张謇父子闭户不出，韩国钧、段书云等苏社之人也只好悻然离沪[78]。

金陵俱乐部方面，前述内部已出现分歧。俱乐部中的核心成员陶保晋即致函张孝若，请其劝陈葆初“勿执成见，力维大局” [79]。陶保晋或许还托吴兆曾向张謇有此建言。张謇在接到吴兆曾劝函后，极为愤懑，他根本否认自己有曾派陈琛组织金陵俱乐部之事。他直言：“陈葆初，一南通不学后辈，用之自退翁始，仆未与之亲，未与之疏。办地方事则就事言事，如是耳！其举议员，入南京俱乐部，皆非仆所知。兄今云不可再令葆初去主持，兄何处见仆前令葆初去主持之据”。张謇认为“俱乐部非儿子家奴”，张孝若“止可决意与议会断绝关系，与俱乐部不生关系”，如果让张孝若“压制俱乐部人”而促成双方和解，则等于默认父子二人与金陵俱乐部之间存有权属、利益关系。更重要的是，“儿子非朱绍文辈家奴”，不能让朱绍文想挑衅就挑衅，想调停就调停。“试问如朱之贪横，视陈何如！”在此事上，张謇的想法是将其子与金陵俱乐部之间进行切割，而任金陵俱乐部与朱绍文两方去互斗[80]。

长达四五十天的明争暗斗，朱绍文南张派也已精疲力竭，其运动经费逐渐支绌。因此朱绍文等开始向省署建议要求严格检查米粮偷运问题。之所以为此，是因为议会开幕后，曾朴即为台前朱绍文等南张派议员提供财源，以为党争。他为张一麐“营干省会当选，暗中垫去数千金”，本打算等张一麐顺利当选后再行取偿，“不料形格势禁，是款已无还珠之望。故朱某等或关此蹊径，使之卷土重来，籍作桑榆之抵补”。此外，朱绍文等“以需饷之故”，“运动省会秘书处，请省署提拨四万金，不幸事机不密，为北派所截留” [81]。

就在议会外朱绍文试图与张謇父子调停之际，议会内部钱基厚、吴鸿鉴等议员逐渐促成第三派，主张“舍去两张，于定期到会选举之日，在会场外先行试选，用无记名连记投票，每人各举三名，得票最多者为议长，次多数者为副议长” [82]。此条建议得到议会多人同意。故此后“苏议会颇有和平气象”，“另提第三者亦渐趋一致” [83]。但是金陵俱乐部见“组织议长失败”，欲再提“南正北副之主张”。为达此目的，其“一面极力破坏第三派，一面预令该派议员不出席”。如此使议会不足法定人数，难以开会[84]。11月28日，议会再次选举议长，最终金陵俱乐部议员徐果人以六十六票当选[85]。报传陈琛知闻此消息，嚎淘大哭，“盖感于主张失败而经手事件又多未完，故不觉泪随声下” [86]。

从上述考论中可以看出，1921年南北两张议长之争，是议会内外两条矛盾相互交织，不断演进的结果。其中张謇与黄炎培、曾朴、朱绍文等苏社中江苏省教育会一派之间的矛盾则是其中的外部动因。此种矛盾的汇聚，有张謇与张一麐在江苏自治理念、自治权力之争，有曾朴与张謇在官产沙田上的权、利之争，有张謇与齐燮元合作为从速推举儿子入仕引发其他苏绅的反对因素。在内部，则有议会内部长久以来的属地党派区隔，亦有两派为求当选副议长的私心己见，各方均各挟南北两张之名号展开角逐。钱基博后来亦指出“彼持名流、公子之说者，皆其人无以自重，而欲挟他人以为重者也” [87]。

结语

1921年对于张謇而言是极为困顿的一年。这一年六七月间，苏北沿海暴雨横潦，“雨量之大，为数年以来所未见。河水暴溢既不能容受，江潮猛托又不利宣泄，以致运河西北之灾象特重” [88]。这一场大水灾使他筹划已久的南通实业展览会遭到停顿。大生纱厂也因欠债问题而举步维艰，从此南通实业开始走向了下坡路。从未“强颜求人”，“不愿向人说窘”的张謇亦不得不通电恳求各界捐款援助南通实业。8月水灾复盛，作为江苏运河工程局督办的他赴江北沿海勘灾巡查，高邮、宝应人士要求张謇开昭关坝以泄洪，张謇为下游各县着想而主张从缓，结果遭遇江苏议员，高邮人王鸿藻等人的围攻诘责。此行之际，故友沈煊去世，他在悼联中写道“五十年布衣昆弟之交，绿鬓凄其都白发；一千里泽国巡行而返，逸民逝矣剩劳人” [89]。其内心凄苦之情，可以想见。12月，他筹划已久的王家港开工。而省议会的议长之争正是在这一段时间中愈演愈烈。

议长之争虽在议会场内，但牵连的则是整个江苏政局。张孝若卷入议长之争，成为议会派系斗争的工具，此事对六十九岁的张謇刺激甚大。不仅仅因为最终结果与张謇使张孝若参选议员的初衷、构想大相径庭，还因为自己亲手创办的苏社却站在了自己的另一面。同为苏社之人的老友张一麐成为其子的竞争对手；同为苏社之人的议员朱绍文却成为打压张孝若的鼓手，使尽各种手段令张孝若身陷舆论囹圄而不能自拔；同为苏社之人的多年老友如韩国钧、段书云等人却受人鼓动，主张调停。这让作为苏社理事长的张謇郁郁难平。时有无锡报人不无刻薄地称，“苏社之成立，所以为张孝若一人地耳。不幸而着着失败”[90]。因此前述张謇在致函心腹吴兆曾信中即称，“阳年底仆必尽脱诸空名事。仆之恶厌若辈深矣!”1921年11月朱绍文主张调停前后，张謇在致函段书云、黄以霖等人信中亦称，“不久必举教育会、苏社一切空名，一切谢绝。我无利用人之心，我亦不愿为人利用”。1921年底，他致函苏社事务所，直言“辞去理事长职，另举贤能” [91]。次年2月，江苏省教育会诸人筹办的苏社第三次年会在上海召开，张謇始终未参加。会后举行第三届理事选举时，张謇虽屡次要求辞职除名，但江苏省教育会诸人“具函恳留”，且仍推选张謇为理事长，仍推选张孝若为理事、南通分事务所主任。但张謇的得票已跌至第三，第一、第二为黄炎培、张一麐取得，可见此事件对张謇威信的减损[92]。

故经此事件，苏社的主导权已然从张謇转向了以黄炎培为首的江苏省教育会诸人。亦可说，议长之争后的苏社集团呈现出两个重心。整个江苏政局也逐渐形成南通派与非南通派。两派的形成有江苏士绅内部教育界与实业界之争的因素，亦有苏南苏北之争的影子。此后两派在省长人选、财政划分、江浙和平等问题上，多有分歧。譬如1923年江苏省教育会与省议会间的“议教之争” [93]。张謇直言“我苏省，凡官立中等以上学校及省视学等较高之职位，人皆谓出于某某一系之援引”。此中“某某一系”即指江苏省教育会。此外张謇直斥黄炎培等“学阀”把持下的“江宁教育，至不可闻、不可议”的状况[94]。其对黄炎培等江苏省教育会的愤懑之情，淋漓毕现。在议教风潮中，江苏省议会内部衍化成“正社”和“仁社”两派。仁社亲江苏省教育会，正社反之。可以说此两派仍是省议会中黄炎培、曾朴、朱绍文一系与张孝若一系议员的内斗。这一内斗仍是议长之争的赓续。因此理清这一派分是理解1920年代前期江苏政局的一大关键点。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 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