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天下  情义千秋 ——记张謇与护国将军蔡锷的交往/羌松延

家国天下   情义千秋

——记张謇与护国将军蔡锷的交往

□ 羌松延

蔡锷（1882－1916），近代伟大的爱国者，著名民主革命家、军事家。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人。14岁中秀才；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后因戊戌变法失败、时务学堂解散而辗转上海，考入南洋公学（今上海交大）；1899年，应梁启超之召，赴日本留学，后学习军事；1911年，在昆明举兵响应武昌起义，建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因1915年打响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第一枪，人称“护国将军”“共和的守护者”。

张謇与蔡锷，虽俱为民国初年社会名人，但二人不仅年岁相差较大，在社会身份、爱好旨趣等方面也差异明显。然而，一段时间并不算长的交集，却使他们的情谊逐渐深厚。梳理张蔡的交往，不惟可以丰富民国历史掌故，对其个人研究也有所裨益。

一、京师始识蔡松坡

张謇与蔡锷相识于何时？在其《路祭蔡松坡文》中的“张謇自京师识公”（张謇全集编委会编.张謇全集：第6册[M].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415）句即为答案：他们的交往，应始于蔡锷进京与张謇入阁之后。然而，两人此前虽未谋面，但张謇作为东南绅商、实业界领袖，早已深受蔡锷膺服和尊崇。而蔡锷则是一个干练之才，也早就引起张謇的注意。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尚在日本求学、刚满弱冠之年的蔡锷，以笔名奋翮生在《新民丛报》刊文，发起军国民运动，这一由蔡锷首倡的、最早的国民改造运动，不但开启了一场为时将近二十年（1902—1919）的身体改造运动，同时也将“国家”这个概念塑造成为身体忠诚的惟一对象。它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意识到国权的丧失不能经由政府行动来加以挽救后，所作的一个具体改革主张。自蔡锷在日本开端领头发起后，得到了梁启超、张謇等重要知识分子的积极呼应，这一思潮的发展，不仅使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主张获得一个更具体的方向，也使“尚武”成为那个时代最有号召力的符号。

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以根本法的形式肯定了人民结社组党、参与政治活动的合法性。一时之间，神州大地上，“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后，如青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在此背景下，对政党素怀向往之意的蔡锷也有意组建政党，并自拟团约，亲自发起组织了建国团。建国团成立后，由于人数较少，成员又局限于云南一隅，未能形成大的影响，继而又谋求组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为此，蔡锷于2月29日致电章太炎、张謇等人，指出“民国成立，百度维新，缔造经营，责任尤巨，非合全国军界、政界极有能力及社会上极有学识资望之人，组织一强固有力之政党，借以监督政府，指导国民，鲜克有济”（曾业英.蔡松坡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05），倡议“联合海内同志，组织共和统一党”，与民国联合会、民社等组织合并为一大团体，并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筹资10万元，邀约肖堃、袁家普等人入滇研究后，又派他们携其亲拟的政纲前往上海等地与章太炎、张謇等“筹商一切”。蔡锷的主张与行动正合张謇等人之意，组党工作便紧鼓密锣地进行起来。而蔡锷则不等统一共和党本部成立，就先行在云南开展了筹组支部的活动。4月7日，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宣告成立，蔡锷被举为支部长。

1913年10月，蔡锷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先后任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参政院参政，对其加以笼络与监视。11月，张謇出任工商总长。至此，同在京城的两人开始有了来往的可能。据庄安正《张謇年谱长篇》（民国卷）记述：1914年10月6日，张謇“偕熊希龄、梁启超、诸宗元等于京华春小饮。又同往天乐园，观梅兰芳演《贵妃醉酒》（观者一说另有蔡锷）”（庄安正.张謇年谱长编（民国篇）[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136）。

居京时期的蔡锷（前排左一）

1915年1月初，袁世凯欲任命蔡锷为经界局督办，但“蔡以素少研究，拟力辞”（1915年1月10日《时事新报》） 。而袁世凯“仍拟任蔡锷”，并于15日派亲信“朱启钤亲往力劝”（1915年1月16日《时事新报》）。最终，蔡锷于次年1月24日在《政府公报》上发布通告：“遵大总统1月16日策令，锷于1月22日任事，筹办处暂设前门内兵部街”。

当担任经界局督办的蔡锷得知张謇曾在南通办理过测绘、清丈事宜且住在附近后，便时常造访张宅，向张謇请教经界之事，两人的交往也由此更加密切。张孝若在其《张季直先生传记》中曾有介绍：“我父在京的时候，他（指蔡锷——笔者注）做过全国经界局的督办，他因为是外行，又晓得我父亲在南通是第一个县区办测量清丈的地方。他的公署，恰在我父住所隔壁，所以常常来和我父谈话，我父很帮他详细计划办法，他很虚心听纳”（张孝若：《张季直先生传记》，张謇研究中心重印，2014：246）。对此，张謇也曾亲口讲过：“余在京师长实业时始识松坡，时松坡任经界局事。松坡以予在南通尝办测绘、清丈，故以经界事质疑于予。予曰：‘公固读古人书，当知古人之办经界法，且外人之办法亦子所知也。’其后松坡有疑，即逐条询余，余亦逐条告之，其虚心有如此者。且言必称先生，其敬重尊长亦皆由其有良心也”（张謇全集编委会编.张謇全集：第4册[M].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354）。此外，还有张謇对蔡锷测绘事“甚愿助之，乃派四人去云南应所要求”（1936年8月30日《南京晚报》）等记述。

或许是有了张謇的帮助与指导，蔡锷从原先不愿接任经界事而变得积极起来。虽在这个职务上仅工作了十个月，但经过其努力，蔡锷做出了不凡的业绩：组织经界评议委员会、举办经界讲习堂、开展国内外调查、组织经界讲习会、创设经界编译所等等，他对中国的土地管理和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其中，《中国历代经界纪要》是由蔡锷组织编写的经界资料之一，书中有一节《南通之清丈》，前后九页内容，专门从缘起及沿革、经费及筹款方法、丈器及丈法、图册、成绩五个方面介绍了张謇主持下的南通清丈经验，以作为测绘之参考。此文后被收入岳森等人发起编印的《蔡松坡先生遗集》。

二、不谋而合反复辟

回顾历史，在政治变革方面，张謇与蔡锷二人都经历了从支持“维新变法”到拥护“民主共和”的变化。当然，由于教育背景及对政治认识的差异，张謇对民主政治价值的认识要晚于后生蔡锷。蔡锷因恩师梁启超等人的关系而接受了维新思想，但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以驻滇新军第37协协统（旅长）的身份，在昆明参与组织并领导了“重九起义”，结束了满清王朝在云南长达252年的统治。

再看张謇，维新运动时期，曾先后参与营救康有为，列名强学会，支持创办《时务报》，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情和支持这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此后，他又与梁启超等人一起，成为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在武昌起义后一个时期 ，张謇还坚持忠于清廷和立宪立场 ，曾请求当地督抚“援鄂”“进取”，希望能扑灭起义 ，消除列强干涉口实 ，保持国家的统一。但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认识到清王朝大势已去的他，终于决定放弃君宪，从“和平光复”中谋求转机 。

民国建立后，张蔡二人不仅均赞成共和，而且对袁世凯都一致予以支持。民国之初，蔡锷几乎都站在袁世凯一边。如袁攻击国会和《临时约法》时蔡锷随之唱和；袁当选大总统时，蔡锷称赞其“宏才伟略，群望所归”；对“二次革命”，蔡锷又非难说：“讨袁之名，断难成立。谓袁有政治罪过耶？则责任在国务院。讨袁之事，更属荒谬”（曾业英.蔡松坡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726） ，他更因此而拒绝了孙中山参加“二次革命”的邀请。

其实，在袁世凯的真面目尚未完全暴露之前，拥袁是当时社会的普遍倾向。不要说蔡锷，即便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也提出过拥袁为大总统的主张。武昌起义后，面对复杂的政局，作为立宪派地方士绅的实力派人物张謇等人，更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而为之奔走呼号，但也同时敦促袁氏赞成共和。自袁就任临时大总统起，张謇对袁及其北京政府仍全力支持。1913 年 “宋案”发生后 ，张謇与熊希龄等人互为联络 ，除了继续扮演调停南北的角色 ，甚至将南方发动的“二次革命”视为破坏和平统一局面的叛乱 ，以维护袁世凯的权威。对此，无论是张謇还是蔡锷，都曾因拥袁一节而为后人所诟病。但是，他们选择袁世凯，只是出于对其实力和才干的肯定，希望他能控制住清亡后的乱局。他们“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三十九[M].中华书局 ，1936 ：88）

1915年底，曾自诩“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的袁世凯终于原形毕露，通过伪造民意等拙劣手法而公然复辟帝制：

11月20日，全国各省就国体变更投票结束，选票送至北京参政院汇总统计；

12月11日，宣布全国国民代表1993人，全体赞成，无人弃权，无人反对；

参政院遂以全国总代表名义，上“劝进书”，请袁世凯称帝；

袁谦让一次，当天退回“劝进书”；

参政院当晚再次上“劝进书”；

12月12日，袁世凯呼应民意，表示接受“劝进书”——总统变为皇帝。

蔡锷是一位有着强烈共和思想的爱国者，他拥袁是以爱国为前提的。当袁世凯决意背叛共和，复辟帝制，蔡锷在“多方设法，冀挽狂澜，卒归无效”后，感到“袁逆之帝制成，吾民之希望绝矣”，于是，“决然引去”，义无反顾地走上反袁之路。他表示：“袁氏叛逆，以致强邻生心，内乱潜滋。际兹千钧一发之会，吾侪乃不得不负重而趋”（曾业英编.蔡松坡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848）。同时，他还表示了与袁世凯势不两立的决心。1922 年 12 月 25 日，梁启超在南京学界演讲时，忆起蔡锷当年曾说：“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有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梁启超.梁启超全集7[M].北京出版社，1999：4055）。短短几句话，集中道出了蔡锷坚决反对复辟帝制，誓死捍卫共和的心声。

对袁世凯无视历史潮流，开动历史倒车之举，时在昆明的蔡锷等人态度坚决：在军事准备的同时还通告国外，“谓此次变更国体，绝非真正民意。中央若不取消此事，共和军势必动兵声讨”（1915年12月26日《时事新报》），同时又“致电袁世凯，请于四十八小时内切实答复，直到二十五日上午十点，尚无复电，乃即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分途出发”（1930年12月26日《民国日报》）。

与蔡锷一样，此时的张謇对共和的态度也非常鲜明。1913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曾邀张謇组阁，张婉辞不就。后由熊希龄组成“第一流内阁”，张出任农商总长。刚入阁时，张謇对袁世凯政权寄予厚望。但他很快发觉，情况并非如想象的那样美好。在他到任不久，袁世凯就解散了国会。据 11 月 4 日张謇日记记载，“午后三时院约临时会议，知总统令解散国民党从乱议员百七十余人”（张謇全集编委会编.张謇全集：第8册[M].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762）。张謇对此非常焦虑，三天后又记：“与任公（指梁启超）谒总统，筹论维持国会之法”，希望袁保留国会。1914 年 1 月10 日，袁正式下令解散国会，不久后又下令停止地方议会。 从 1914 年 5 月 1 日始，袁撤销国务院，改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首先从一系列官职变更上恢复清朝体制，帝制阴谋日益暴露。1914年11月20日，张謇请辞总长，未获袁世凯批准。1915年4月21日，张再辞，获准。

8月14日，杨度等发表组织筹安会宣言，举国惶恐。张謇眼见帝制就要实行，请假南下。走前，总觉得与袁世凯有多年的交情，若是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对不住故人，于是前去辞行。他以非常恳挚的态度，“陈是非，说厉害，反复更端至二小时之久”，痛彻劝袁“做中国第一人的华盛顿，不要效法法国上断头台的路易。他一味不承认，并且说他自己怎么也不愿意做皇帝，可是美国人古德诺的共和政体不适宜于中国的提议，却有讨论的价值，将来或者让朱明（朱元璋建立的明朝）的后裔出来做皇帝，浙江的朱瑞也可以的。”张謇就此还和他开了个玩笑：“朱瑞可以做，难道唱戏的朱素云不可做么？”（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M].张謇研究中心重印，2014：196）

1916年1月1日，张謇得知袁世凯称帝改元。这时的他早已辞去总长职回到南通，但请辞水利局等职却颇为波折，张謇曾四次电政事堂请允辞局职，直到 1 月 2 日终于获允。 在当天的日记中张謇写道：“得政事堂电，许解局职并参政，可喜也。电政事堂代谢”（张謇全集编委会编.张謇全集：第8册[M].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800），并曾斥袁“叛迹益露矣”。至此，张謇终于解除了与袁氏政权的一切关系。

同年4月，继蔡锷揭竿而起，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后，四面楚歌中的袁世凯政府为维持时局，电约张謇“来京共济时艰”，而 “张以经手实业，头绪纷繁，容俟稍缓再行入京等语。或谓……不愿再入政界，来电均系托词云”（1916年4月13日《民国日报》）。6 月 6 日，羞愤中的袁世凯在京一命呜呼。张謇当天在日记中不无感慨地记下：“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于群小之手，谓天之训迪吾民乎， 抑人之自为而已”（张謇全集编委会编.张謇全集：第8册[M].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808）。可以看出，他原来对袁世凯的期望是何等殷切。

另据记载，蔡锷在离京南下前，曾托人送书张謇：“成败利钝，吾所不计，但求诸公主持公论以为助耳”，请求支持反袁事业。护国战争爆发后，张謇不但谢绝袁世凯的北上之请，还劝其“急流勇退”。在对待袁世凯复辟帝制这一原则性问题上，他们有一致的政治理念。可见，张蔡二人的交往不仅是私人交情 ，更是在共谋国事中建立起来的崇高友谊。即两人在京时虽“不一定作过反袁联系，但气味相投，互有默契，却不妨肯定”（南通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南通掌故，2004：383）。

当护国战争临近结束时，蔡锷再三表示功成身退，决不食言。袁死黎继后，蔡锷即致电北京各部院及各省，“拟俟本军部署稍定，即行解甲归休，遂我初服”（曾业英编.蔡松坡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145）。1916年8月，蔡锷因病情恶化赴上海治疗，不久转日本就医。张謇对他十分关心，时常致电问疾。张孝若在其《张季直先生传记》中记有：蔡锷“养病福冈医院的时候，我父常常打电报去问”（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M].张謇研究中心重印，2014：246），两人情谊之深，由此可见。

三、组团江干祭英魂

或许是天妒英才，赴日治病不久，这位尽瘁国事的反袁护国英雄，因肺结核、喉癌医治无效，在日本福冈大学医院停止了呼吸，年仅34岁。临终前，蔡锷仍不忘国事，遗嘱“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国人闻讯，均深感震惊，纷纷表示哀悼。孙中山亲撰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将蔡锷比作东汉出使西域的班超以及远征越南的马援，勾勒出一代名将的风采。

五天后的1916年11月13日，南通地方报纸《通海新报》以《蔡松坡之噩耗》为题，报道“本任四川督军、云南首义伟人蔡锷氏因病赴日本东京福冈医院疗养……医治罔效，于本月八日四时在院病故”，并对“当代伟人又弱一个”深表惋惜。

1916年蔡锷灵柩装船

也就在这个月，张謇受马相伯之邀赴沪，参加复旦大学校董会成立仪式，被推为校董会理事。他在上海稍作逗留后，刚要乘“大德”轮回通，忽闻蔡锷病逝于日本，灵柩将从日本运回。张謇感到十分悲痛和惋惜，叹曰：“天丧斯人，不予中国有宁日耶！”（刘培林. 末代状元张謇传奇[M].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347）同时，张謇在回通后的15日致电黎元洪、段祺瑞等：“蔡公松坡，以义立人，以勇殉志，舍生负气，异口同悲。顷闻有人提议（为蔡锷）国葬，謇以为当今无愧此礼者，惟蔡公一人。愿我大总统、副总统、总理俯恤众哀，畀成此举，使海外知中国自有重心，后世知今日能行直道”（《张謇全集》编纂委员会编.张謇全集：第2册[M].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620），呼吁为蔡锷举行国葬。23日，张謇为蔡锷题挽联：“国民赖公有人格，英贤无命亦天心”。（张謇全集编委会编.张謇全集：第8册[M].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817）如前所述，两人自相识京师后便增加了往来，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情谊，因而升华了交游的品位。显然，这时的张謇对蔡锷又有了全新的认知，因而作出极高的评价，表达极深的情谊。另据《蔡锷联集》记载，除此以外，张謇还有一联：“听人世口碑，称智称通称义士； 洒英雄热泪，哭家哭国哭先生”。对张謇而言，他与蔡锷的情谊自然难以忘怀，在纪念这位可敬的后生时，从这则挽联尤能看出他的沉痛与追念。

不仅如此，当得知蔡锷灵柩不日将由沪溯江而上，经汉口运回原籍的消息后， “张退公、啬公二老联合通如泰海崇各代表，特电上海追悼事务所，请蔡公灵柩轮船上驶时至通天生港码头，暂停三小时，以便追悼。先期通知军商政学各界，届时同赴天生港致祭，以尽哀忱”，并决定“是日，南通各团体悬半旗一日，军警学界放假一日”（1916年12月13日《通海新报》）。同时，还研究、预定了公祭程序：

一、蔡公灵柩船到，鸣礼炮，奏乐。

二、演说候祭，蔡公概略。

三、各团体致赠花圈（花圈由事务所办）。奏乐。陈设祭品。

四、绅商公祭。乙种礼服或大礼服，祭文自办，祭菜、宴席用猪羊由事务所办。

五、学界公祭。乙种礼服或大礼服、学生制服，祭文自办，祭菜、宴席。

六、地方官公祭。大礼服或制服，祭文自办，祭菜、宴席。

七、奏乐。

八、学生合唱挽歌。

九、摄影。

先设港事务所，由杨警务长担任。

再与会者，左臂均缠黑纱，公祭时每团体公举二人或四人上船与祭。

附行礼程序单：

1. 主祭者就位，与祭者皆就位。

2. 奏乐、乐止。

3. 行上香礼：上香、上香、三上香。主祭者与祭者皆鞠躬，鞠躬，奏乐，乐止，乐止。

4. 行献爵礼：献爵、献爵、三献爵。主祭者与祭者皆鞠躬，鞠躬。

5. 行读祝礼：读祝者就位，读祭文，读毕。主祭者与祭者皆鞠躬，鞠躬，三鞠躬，奏乐。

6. 撤馔。

7. 礼毕。

8. 退。

关于张謇组织这次路祭，当年正在通师就读的吴浦云于1916年12月11日的日记中有记：“晨起。中出朝会。于（敬之）师告：星期六蔡松坡先生灵榇过天生港，四先生发起通之商绅学军各界同往路祭。蔡先生为人洁白、公正，吾人当引以为则。”也就是说，至少在一周以前，张謇早已就此事进行了安排。

随着路祭时间的临近，相关准备工作越来越充分：

张謇先派沈右衡（南通博物苑主任、沈寿之兄）到天生港搭了一座祭亭，作好路祭准备。祭亭上悬了一副他集句书写的挽联：“非尔曹可叹，英名万古江流在；慰吾民以笑，侯船两旗风泊之”（此据1916年12月21日《通海新报》，张謇《日记》改上联次句“英名万古江流在”为“沧河万古流不废”）。挽联显露出张謇对蔡锷的情谊，表现了对旧友陨踬时的伤感追怀。

通崇海泰总商会也发出通函，略谓“松坡先生再造民国，功成不居，平生行谊所著尤在，绝无一毫私人权利竞争之想，诚我国民最良之模范。先生灵榇约于旧历十一月二十三日道出吾通，我商农绅学各界，特请护舰留泊天生港数小时，俾克备礼致祭，敬表挚忱，留纪念于淮南淮北之间，永模楷于现在将来之日。除已电知各商会派员与祭外，合先专陈执事台鉴，届时务希驾临天生港参与祭礼，毋任企祷云”（1916年12月15日《通海新报》）。

《通海新报》所刊《总商会祭蔡锷之通函》

12月18日，载有蔡锷灵柩的军舰如期停泊于天生港。对于这次南通路祭，21日《申报》曾予以报道：

……管（云程）镇守使特派杨（懋荣）警务长先行前往该港料理一切预备致祭事宜，并令军警两界，于十八日清晨一律臂缠黑纱，分赴港埠。各学校放假一日，各团体均下半旗，官绅商学各界均如期赴天生港候祭。延至上午十二时，蔡公灵榇乘利川轮抵埠，舰上派员登岸道谢，水警兵舰即鸣炮二十一响，以表哀迎。祭时，先由张啬庵演说蔡公事迹概略；演说毕，绅商界着大礼服先祭；继各学生更换制服公祭；管镇守使、庐知事等亦换大礼服致祭；祭毕，学生合唱挽歌，并全体摄影，留为纪念。下午三时，轮方上驶。

相较于上海《申报》的这则简讯，本地的《通海新报》记述要详细许多：

公祭蔡公誌盛

蔡公松坡灵柩回湘，道经天生港。南通、如皋、海门、泰兴、崇明、泰州、东台、靖江八县绅商学各界，公推代表诣天生港公祭致敬……本月十八日，悉蔡公灵柩由运舰利川回湘，将以上午十时抵通埠。是日黎明，官绅商学各团体代表络续由城赴港，车马不绝于途，水陆军警官自镇守使管公迄连长、区长，行政官自县知事庐公迄课长，绅界自张退公、啬公迄各团体领袖，学界有师范、中学、商、农、医等八学校，商农界自南通商会、农会凡八县暨唐闸各实业领袖、纺织学校等，连军队、学生队不下四五百人，均于十时前毕集候祭。先由张啬公邀集各学生演说所以致祭蔡公之由，及蔡公所以能起吾人敬仰之由，垂涕而道，呜咽几不成声。十一时半，楚有军舰护送利川船抵东埠。鸣礼炮十九，颜啸秋营长为总指挥，督军队恭迓如仪。次各团体代表上船敬致花圈；次张啬老亲致花圈；次各团体敬致挽联；次各团体分三班上船公祭：一由张退老率八县绅商农及各团体代表致祭，二由张啬老率各学校教职、学生致祭，三由管镇守使率文武各官致祭。毕，张啬老复上船慰唁蔡公家属，亲抱遗孤加诸膝而吻其额，不觉泪盈于睫，既而言曰：“蔡公为社会要人，非特政府要人，不幸既死，社会上无论何人，苟有良心，应负维持其身后之责。如将来蔡公子弟留学乏资，我可尽力资助，不必求助政府”。家属致谢而退。继由送丧者将蔡公遗像六张及殓时摄影一张托分赠各团体为纪念。复由蔡公之弟及其友五人立于船面，脱帽向各与祭人殷殷致谢。各军队赴西埠头恭送，而船已离岸，钟鸣一时半矣。相与伫立，至烟雾茫茫，不见人影而散。

——1916年12月19日《通海新报》

1916年12月19日《通海新报》有关公祭蔡松坡的报道

《通海新报》不仅及时向本地读者报道有关蔡锷的新闻，在南通各界路祭蔡锷时，报馆同仁也有挽联：“起滇贵黔诸义师，备尝险阻艰难，只为中原扶正气；具知仁勇三达德，不行克伐怨欲，若论完人惟使君。”以示哀悼。

据载，蔡锷灵柩本以楚有军舰运送，后“以楚有军舰碍于炮位，不便装置”，由海军部“特饬海军轮机处指派利川运船装置灵柩，而以楚有护送，以昭慎重”（1916年12月16日《民国日报》）。利川轮是海军的一艘新拖驳轮船（运送舰），主要用于运送军需（1916年5月31日《时事新报》），该船于前一年下水，“装重约三百吨，速力每小时十四码，颇称坚快，且吃水甚浅”（1916年12月16日《民国日报》）。而利川轮因“有水兵三十四名，舱位无多，蔡公亲族可以寄居，而随送之亲友则拟分搭楚有军舰”（1916年12月16日《民国日报》）。另据《时事新报》报道，蔡锷灵柩装在利川轮的后舱，“后排设灵台，上供遗像，佐以香炉、烛台，四周满悬花圈、花篮等物，均系各界人士及日人柏原文太郎等所投赠者也。船之四周遍布国旗”。而在蔡锷遗体由日本运回上海后，蔡锷的家属，包括其夫人、孩子和两个弟弟（蔡钟、蔡练）也赶到上海，并随灵船回湘。其中，“孝子端生、永宁因年幼由女仆保抱”（1916年12月18日《时事新报》）。

关于张謇愿资助蔡锷之子留学一事，有当年身处现场、名“智谦”者曾以《张謇含泪祭松坡》为题记述了这一场景：

……送丧专轮将至天生港埠时，鸣炮十九响，军乐与哀歌相和，其音之惨，闻之令人含泪。张以最恭敬之态度，慢步登轮。在蔡灵位前，沉默良久，老泪纵横，向蔡夫人曰：“留一公子南通，由余教养，长大出洋留学，费用均由余负担。”蔡之大夫人及二夫人闻张之美意，乃率领儿辈叩头感谢曰：“儿辈年龄太小，不肯轻离母去，感谢盛意！”张随将蔡子接抱怀中，注意视之，泪洒满襟。因蔡夫人爱子心殷，未能强留，一叹而罢。

——1936年8月30日《南京晚报》

面对冰冷的灵柩和蔡氏家人，登轮致祭的张謇更为感怀与蔡锷的昔日情谊，从轮船上吊唁慰问时的那种悲痛，看得出他对蔡锷确是一往情深。

无论是上文所记二人京城之谊，还是张謇江干祭蔡之情，均有部分内容散见于一些书籍。其实，几乎不为人知的是，在张謇路祭蔡锷之后，故事并未随之结束。

12月18日路祭当天，一贯热心于各项活动并勤于日记的吴浦云，因其二姐婚礼而未能与师生同往天生港。但在回校得知张謇演说内容后，他竟将其中的“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等句“日日诵之”。1917年元旦前的一天（腊月初七），张謇专程来到师范校并“训全体（学生）”，再次以蔡锷之为人做事为例勉励通师学子。这次训词至今未见收录，幸有学生吴浦云，当天曾记下主要内容，兹节录于下：

吾前日在江干祭蔡先生，教诸生一课，诸生有疑否乎？夫蔡先生,湖南人，以六百文而至上海，以六元而至日本，诸生有此毅力能为是举乎？！其为学生也，力学不懈，处同学以敬、以诚，师友信重之。既毕业，当云南某地之排长，训兵士克尽厥职，金钱来往，清楚之不乱，士卒亦信仰之。故，此次复至云南，成事甚易者，亦以昔日有基也。他省方争饷未艾，为盗贼无所不至，而蔡先生部下惟命是从，一言改散，毫无异言，此部下六千余人者，非人人君子也，亦有所感而若是也。若黄兴者，与蔡公相较则有间矣。黄兴借钱不知还，其心之欲新中国与蔡公无异也，但黄之心欲新过度矣，蔡心欲新能适中，不过不及，兹可贵耳！诸生：故人之为学在学保存其良心，良心不失而能有日新之功，则蔡公可学而至也！黄兴当癸丑年谋乱之先，余曾忠告之“莫为”，不听，后卒失败，乃来书悔过，信余言不谬，悔未能从，可知黄克强者，亦国民党中之有良心者也！其他今日之向政府索数百万者，其心不知胡其所底矣！孟子曰：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余谓：人人皆可以为蔡锷，其初在审所用心，明是非之辩而已。

吴浦云日记中对张謇训话时有关蔡锷部分的记载

转眼到了1918年的夏天，在得知蔡锷之母王太夫人王再秀（1857—1935）即将迎来六旬正寿的消息后，重情重义的张謇于七月初一撰文贺寿，并在当天日记记下“阳八月七日。作蔡松坡母寿词”（张謇全集编委会编.张謇全集：第8册[M].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848）。一时间，“域内名流海邦隽宿缅怀前烈，思赞芳猷”（梁启超语）。

在上海为蔡锷举办公祭与私祭后，梁启超曾向各界倡建一座图书馆，以纪念他的这位同甘共苦、功在国家的高徒。但后“以时事多故，集资不易，仅在上海置松社”。1920年，张謇与丁文江等参与发起并成立共学社。共学社的主要工作除了出版就是倡导图书馆事业。1923年11月4日，共学社将当年为纪念蔡锷而设立的松社迁至文化重心北京，扩大规模，并正式更名为松坡图书馆。

总之，张謇与蔡锷之间的诚挚交往，洗去功利世俗，尽显真诚友谊，谱写了一曲佳话。张绪武说过:“祖父曾表示，他一生最敬佩两个人，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蔡锷，孙中山创立了中华民国，而蔡锷则维护了民国”（吴盈 毛雨森：《张绪武谈张謇与辛亥革命》，中国江苏网，2011年10月10日）。

遥想一百多年前的近代中国，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包括张謇、蔡锷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有识之士，曾经提出了共和建国、实业救国等各种方案，有的甚至为之献出了生命。若从张蔡二人的交往与各自人生追求与社会功绩来说建设、话变革、谈爱国、论社会责任，那么，即使放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仍具有很强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工作单位：南通开发区社会事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