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门张謇研究会
收藏本站
设为首页 | 收藏本站
 

方志中的张謇/徐俊杰

15
作者:徐俊杰来源:《张謇研究》2023年第4期(总第75期)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com

方志中的张謇

徐俊杰


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地方志,古称地志、地记、方志等,《中国地方志大辞典》以为,方志“是以地域为单位,按一定体例,综合记载一定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自然各方面的书籍。[1]”方志对本地著名人物都有记载,可作为研究的重要资料。

清末状元张謇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籍贯为江南通州,以兴办实业、教育而闻名。其所办事业,以南通本地为根基,触角及于省内外,影响及于全国。张謇是一个入国史的人物,地方志中所述往往只是其与地方相关的内容。比如在民国《海门县图志》“人物志”中张謇小传的文字如下:

张謇,字季直,彭年第四子,南通籍,清光绪甲午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謇不乐仕进,而以济世利民为怀,乃致力于实业、教育。丙戌兴蚕桑之利,乙未总办通海团练,戊戌办常乐二十八圩社仓,辛丑经营通海垦牧公司,丁未常乐各小学次第成立。民国二年任农商总长,八年分设淮海银行于署西,与兄詧建大生第三纺织公司于南湾。县之恢复溥善堂、减花布厘、请拔贡、增学额,虽成于黄世丰、沈之瑾、沈燮均,謇实有力焉。謇初名育才,后改今名。十五年七月卒,年七十四。其功在全国者不备书。

这篇传记所述张謇事迹,皆为相关本县者,“其功在全国者不备书”,方志体例使然,因而方志中的张謇内容可供研究者多为零星材料。本文就视野所及,对相关内容分三个角度尝试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方志中的张謇形象

在各种方志中提及张謇形象,一般涉及这几个方面:

一个是状元身份。在介绍本地某人的时候,往往用“登张謇榜”(《上虞县志校续》)、“光绪甲午张謇榜”(《续纂泰州志》)、“甲午科张謇榜”(《海宁州志稿》)、“甲午恩科张謇榜”(《永川县志》)字样;

一是张謇所设、所创事业。如“南通张謇首创华成公司”(《阜宁县新志》)、“张謇呈请创立七省渔业总公司”“张謇建师范学校”(《南通县图志》);

一是涉及张謇职位。如“盐政总理张謇”(《民国泰县志稿》)、“商埠督办张謇”(《宝山县再续志》)、“全国水利局总裁张謇”(《三续高邮州志》)。

具体说来,在方志中张謇的形象是务实能干、堪为世表的。他的所作所为,为天下人所敬仰、所效法。试分述为三:

1. 目光远大,为时所限

张謇之目光远大,远非时人所能比拟。1916年他在《致齐耀琳函》中曾言:“治百里之河者,目光必出百里之外;治千里之河者,目光必出千里之外。”当年张謇就曾想把南通自治推向省内其他地方。去年有徐州被确定为Ⅱ型大城市的新闻,想起张謇当年曾议徐州建省之事。关于此事,民国《江苏省地志》有记载:“在淮河以北,即旧徐海二属,地势似一准平原,也有山岭分布,最高每在四百公尺以上,但大部分为黄土平原。河流稀少,农产不盛,以杂粮为主,人民生活困难,风俗勇悍而耐苦。文化比江南北落后,无繁盛之城市,自然人文景相完全似中国北部。徐海与鲁南、豫东、皖北同属一自然区域,清末张季直氏曾提议合徐、海、淮、泗、凤、颍、沂、济等属为一省,设省于徐州,而名之曰淮北省。

这个系统性的徐州建省计划见于1904年张謇所作的《徐州应建行省议》。文中张謇首先引经据典、结合时事,说明徐州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随后分析徐州建省的利弊关系。他认为徐州建省有“二便”“四要”。所谓“二便”,一指“增官不必添员”,行政配置容易;二指属地民气“朴啬劲悍”,可就地练兵。“四要”则是指徐州建省有利于“训农、勤工、通商、兴学”之四项要政。至于不利条件有“三难”,即得巡抚难、巡抚得人难以及筹款难,而若真要建,“直可旦夕举之”。然后,张謇就徐州建省的具体办法和辖区范围进行了明确规划。

此议由两江总督端方代为上奏,引起清廷的重视。政务处结合周树模的裁撤漕运总督奏片,经过考察,基本否决了这一计划,提出了另一个苏淮分省的新方案,后经清廷批准实施。而这个苏、淮划江而治的的方案,将江苏省一分为二,遭到江苏官绅的群起反对,实行三个月后,又重新复原。

张謇此举虽然没有成功,但张謇的目光之远大可见一斑。学界普遍认为,徐州建省计划实际上是张謇为谋在更大范围推行地方自治的行动。但囿于军阀割据的时局,他的南通自治可以得到容许,但想要将触角伸向省内其他地方,就会遇到阻力。所以苏社成立后也不能有所作为,甚至连“苏人治苏”的基本要求都被迫取消。因此张謇为时所限,其自治的实践始终没能走出南通的范围。

2. 才具恢弘,为人所重

张謇乃人中翘楚,才华出众,自不待言。《全椒县志》载薛慰农“主江宁尊经书院,注弟子籍数百人。或讽以人才宜鉴择,则曰‘吾培才,非用才也,用才宜严,培才宜宽’。闻者韪之。生平有知人鉴,冯煦、刘寿曾、顾云、张謇辈皆于寒畯中一见决为通品。”

这段文字,让人误以为张謇曾就读于“尊经书院”,其实他并不曾就学于此。张謇当年投考的是惜阴书院,山长薛慰农,列其为第一。张謇在日记中特别记录了此事,并记“薛慰农山长招往,且已逢人延问矣。”颇为自得。这两个书院,薛慰农应该是兼任的,这在张謇撰书的《金陵小西湖薛庐记》中可找到答案:“既来自杭,主尊经讲席,而居惜阴书院”。当时张謇才二十出头,还在“寒畯”之中,薛慰农就慧眼识之,断定其为“通品”。通品即通人,所谓学识渊博又能融会贯通且晓达事理的人。可见张謇的才华在早年已是出类拔萃。

1906年6月,江苏省绅商组建的江苏省铁路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王清穆为总理,张謇、王同愈、许鼎霖为协理。民国《上海县志》载,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等二百五十六人公同呈称“商部头等顾问官、翰林院修撰张謇才具恢宏,办事练达,拟公举为协理”。又称“修撰张謇才具开展,办事结实,向能整理实业,究心商务,于铁路事宜亦所熟悉,既为乡里所推,应请派为协理”。其中对张謇的介绍所谓“才具恢弘”“才具开展”并非溢美之词。早在两年前,张謇因其工商业的投资总量,被清廷奖以三品衔之“商部头等顾问官”。而此时张謇的实业帝国已经初具规模,名声更是传扬在外,为天下所看重,苏路公司重要职位请其出任,也就顺理成章了。

民国《天津志略》载“清季负海内教育家之重望者,南曰张謇,北曰严(修),此确论也。惟张为教育界之政治家,严则教育界之道德家。”这是在严修追悼会上陈宝泉所作《严先生事略》报告中语。其中称张謇为“教育界之政治家”说明张謇将其政治才干用于教育事业,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张謇才具之恢弘。

3. 事业成功,为世所范

张謇所兴之事业,立足南通,与实业迭相为用者为教育。关于教育,张謇在《中央教育会开会词》中言“救亡图强之教育,就形式一方面言之,全国教育大别为普及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高等教育、武备教育。”其中“实业教育”为张謇各项实业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继而实业教育扩展为职业教育,以使受教育者获得谋生的手段为重要目标。此项事业与其他事业一样,获得巨大成功,并在全省乃至全国产生了积极影响,各地纷纷效仿。

民国《锦西县志》载:“查吾县山岭重叠,溪流绾错,甚宜于造林及牧畜事业。民国五年,县知事王景松曾运购桑秧劝民养蚕,谓数年之后锦西可以大富。乃宿志未酬,以事去职,致伟大根本之计划遽尔消灭,时论惜之,故现在吾县所需要者为职业教育,应尽先设立蚕桑、森林、农矿等科以造就实用人材为首,图仿南通张季直成法立学校,以培养实业人才,办实业所得之余利以补助学校,确定职业,生活自可宽裕,社会之对于学校当然极表赞同,学校之发达可跂足而待也。”远在东北辽宁的锦西,也受张謇影响,因地制宜,发展造林及畜牧事业,一如张謇之垦殖与兴办纱厂;而所急需的职业教育,更图效法张謇设立相关学校,培养实业人才,并亦以实业之余利补助学校。

当然,南通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张謇自治经营的“模范县”。《江苏省地志》载“南通自来以产棉区及通州布著名,更经张季直氏于本乡提倡自治、兴办实业三十年来经营之结果,工业、文化、交通事业均有可观,故有本省模范县之称焉”。而南通之模范作用自然并不局限于本省。四川有个荥经县,当年自治方兴即思将来与南通嫓美。民国《荥经县志》载“吾友宋砚溪别驾前走京师,共阅日人江木翼所著《自治模范》一书,艳称该国稻取诸村为全国自治之模范,欧洲学会至函嘱政府撮其概要,邮递彼邦,藉资楷范。所谓学童、贮金、耆老、善母、处女各会,农信用业、山林保护、养蚕奖励、米麦改良、肥料公购、害虫豫防诸法,一一精求其义,拟归饷闾里,开自治之先河。顷如农业规约等已次第实施。心香一瓣,即不能步武东邻,或亦与苏人张季直殿撰所经营自治模范之通海遥相嫓美乎!”

二、方志中的张謇逸闻

在各地方志中,对于张謇的相关记载,有许多零星材料并不常见,也不太为人关注,权且称之为逸闻。但这些星星点点的文字,对于张謇研究却不无裨益。有些可作为研究材料挖掘之线索,有些可作为研究材料之补充,有些可以成为直接研究的掌故。因此充分挖掘方志中的相关材料,对于张謇研究内容的丰富,研究领域的深入,甚至研究趣味的提升,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1. 片言只语,堪为线索

张謇研究的材料需要不断挖掘,而方志无疑可以为进一步查找提供线索。

民国《重修婺源县志》载:“胡廷玉,号古梅,清华人。嘉庆己卯副贡,署广德州学正不就,居乡成就后学,潜心经史,旁及星经、地志、六壬、勾股、方程诸书。著有《春秋管见》,博采诸儒粹语而折衷之。夏弢甫、方子箴、张季直、江湘岚均为作序,佥谓有禆经术。”显然,按照记载,张謇曾经为胡廷玉的著作《春秋管见》作有序言。因《张謇全集》并未收录该篇序文,甚至连胡廷玉这个人也未见提及,这个信息的意义就是为一篇张謇佚文提供了线索。如果我们通过一定的渠道,找到《春秋管见》,那么就可以找到张謇先生的这篇佚文。虽然,笔者至今仍未能见到该序文,但是在检索的过程中,居然又有新的发现。徐雁平著《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下》列举海门师山书院山长,其中有“胡廷玉,字伯荣,江西都昌人,同治十三年进士”说,是又有与海门相关的另一位胡廷玉者。但查《都昌县续纂志书》,胡廷玉为“同治壬戌恩科并补行戊午科”进士,“同治壬戌”实为同治元年,又与之不同。

《民国泰县志稿》载“韩氏墓道在东门外绰子湾,葬妻王氏者,国钧辑有《王夫人像赞一册》,康有为、梁启超、赵尔巽、张謇、荘蕴宽、樊增祥俱有像赞诔词。”以此线索,查得海安博物馆藏有此《像赞》册,其中果有张謇赞词手迹,文字与《张謇全集》颇有些出入,则可用作进一步研究。

《民国松阳县志》:“刘公全,字云轩,佳溪人。少徇齐,长折节。读书笃守宋五子学,摈所谓帖括者勿寓目。性和而介,杜门事亲,泊如也。父瑜婴心疾,全奉侍惟谨,厕牏诸役不假手于人,事母亦如之。凡事关公益,力所能为必为之以悦母。尝自摹古孝子像于家庙壁,以示后人。隐居自乐,不干仕进,享年七十有七,乡人同声称善士。所著有《老日休示孙帖》,多朴学语,真不愧为隐君子矣。山阴汤寿潜赐以传曰“刘隐君”,南通张殿撰为书其事,非谀辞也”。此又一张謇逸文线索。

2. 雪泥鸿爪,亦全史迹

有关张謇的任何印迹,都是张謇研究整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个点。比如张謇先生题写的匾额,其实物存世者已不多,其相关记录则显得更加珍贵,这也是完善张謇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很多题字的记载可见于方志,试举几例:

《赣榆县续志》:“徐嘉藻妻陈,夫亡身殉,学院龙奖‘匪石心坚’额,有碑在三里庙前。南通张謇题赠‘贞玉烈霜’额。夫弟嘉清解县解任回,为立主入节孝祠。”徐嘉藻不见他处记载,研究当从“夫弟嘉清”入手。查《赣榆县续志》“徐嘉清,两江法政学堂毕业,南通地方审判厅推事,民国三年应第一届知事试验考取县知事,签分山西署理解县知事。”因而可推知,题额之事必因徐嘉清而成。

《民国上海县志》:“虬溪草堂,在引翔乡军工路旁,南通张謇题榜。民国八年军工路成,里人王铨运购地六亩,特建此堂,以垂纪念,故又名纪念园,有亭池花石之胜。”据该志记载,王铨运,字际亨,宣统三年创办虹镇小学堂,民国元年创办乡立杨树浦小学校,“民国七年,以筹款开筑军工路劳绩奖给七等嘉禾章”。在1921年8曰张謇弟兄领衔发起的《中华国民制糖股份有限公司招股广告》中“王际亨”列名。

《重修婺源县志》:“施抚辰,字维新,庠生,诗春人。幼失怙恃,惟兄嫂是依,赖兄婚教成立。辰事兄谨,同居卅余载,怡怡无间。兄殁,葬祭逾礼,每诣亲墓,必诣兄墓,至老不懈。性直行端,课徒有师法。张殿撰赠额‘年高德劭’。寿八十殁”。此又涉及张謇与婺源的关系,也是与婺源江氏关联以外的信息。

《绘图上海杂记》:“目前继起之园囿,以吾所知亦有三四区,皆仿庾信之小园,而不效平原之巨制。一为金陵辛氏所筑,结构谨严,位置疏落,中有其乡书家张季直先生所书联额,足为园林生色。”联额之类虽已不可觅,但对于张謇而言,辛园则是他辛亥前在上海的一处重要聚会场所。《张謇日记》有多处记载:“与蛰老等十九人公饯乙盦于辛园”“公饯陶斋于辛园”、“饮德隆格于辛园。”

3. 趣闻轶事,允成掌故

张謇研究的学术性强,所缺者趣味。方志中所记录的一些轶事,正可弥缝此不足。

民国新修《合川县志》主纂张森楷在《序传上》中载有其《廿四史校勘记》的一段轶事:“民国三年,森楷客京都,稍出所著以质于湘潭王检讨先生及富顺宋育仁、宜都杨守敬、新城王树枏、南通州张謇、仁和邵章、侯官陈衍、仪征刘师培诸名宿,皆许为之序,而讫未有序来。”其中缘由虽不得而知,但也令人玩味。张謇与之交往的最早记载,是在癸卯东游之日本神户。《张謇日记》“(闰五月)二十七日。晨,四川合州张式卿森楷来谈。式卿创蚕桑公社时,中小学校数年尚未著效,其所称艰苦繁难之状,大纲与余同,其细目尚不逮余十之六七。我国吏民知识乃如一胎而生,可怪也。”张謇对张森楷的学问、事业评价还是很高的,曾集句为联相赠:“学有师承,文有矩矱;志在温饱,业在农桑。”

《安徽通志稿》:“端方一日谓保初曰:‘得尔师季直书札否?’季直,张謇字也。保初踯躅曰:‘季直先君幕下客,并非吾师’。端方曰:‘师可背乎’。戏侮久之。保初愠曰:‘满洲人之悍者,殆无踰刚毅,吾廷斥之,不能声,若何敢尔。’拂衣径去”。吴保初不愿认张謇为师,倒也有趣,端方也是多事。而张謇其实也只以他为弟。函中多称“彦复老弟”“彦复仁弟”,1907年张謇致吴函谓:“为吾弟计,不若以古钱赠通州博物馆,走为博物馆偿此钱值,俾利首途。其马车则交付一人,卖见若干归值于弟,为另一事。”

民国《平阳县志》:“县城人林格德,原名壬,号朔泉。家贫,嗜酒喜诗,不能治生而善画。客游所至,以画自给,遇困乏时,辄出画以易米,一遇醉饱,虽强求之画,弗得矣。尝慕通州张謇名,乞永嘉徐侍御定超书介往见,至苏州铁道场而卒。巡士搜其身,旁得与张书,因邮递以吿张,得书为出资葬之,题曰“永嘉诗人林格德之墓”。《张棡日记》称“永之狂士林格德者,颇有义侠之气”[2]。文中所言之事,颇具林氏风范,有其可信度,虽然原志标注“采访”二字,属口述历史的范畴。从中也可看出张謇的影响力和惜才之心。

三、方志中的张謇手笔

张謇有着丰富的修志实践,在参与编纂多部志书的过程中,把“义主实而不饰,详而不张,明当时之举措,便后来之寻究”[3]的理念贯彻始终。

1. 义法为尊,自成一家

侯宗海在《江浦埤乘》自序中说:“通州张季直尝与余论方志曰:‘义法特精上也,文章可诵次也,详赡无遗又其次也’”。张謇在这里说出了他对方志撰写的明确主张,并将“义法”作为第一衡量标准。

“义法说”是桐城派的核心文论,由其初祖方苞首倡,经刘大櫆、姚鼐进一步阐述。方苞《书货殖传后》:“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张謇早年在赵彭渊引领下,即从桐城派入手,进入行文正道。据《啬翁自订年谱》载:“正月下旬往赵训导署,先生令尽弃向所读之文,以桐城方氏所选《四书文》及所选明正、嘉、隆、万、天、崇文授读。每课艺成呈阅,则乙抹过半,或重作,乙抹如前,训督严甚,乃大愤苦。逾半年,抹渐少,复命从事朱子《四书大全》,自是益进读宋儒书”。张謇又向桐城派大家张裕钊“叩古文法”,并与“桐城派的末代文宗”吴汝纶颇有交往,因而深受桐城文化的影响,一生恪守古文之“义法”一道,其所修方志亦以“义法”为尊,而自成一家。在《拟修东台县志条例》中,张謇明确指出了旧志不合“义法”之处:“旧志又间为生人立传,近时《萧县志》亦引‘七十老而传’之语载及当时耆老,然究非义法,不得引《史记》书冯王孙之类为比。”

张謇《程一夔君文甲集序》中言:“夫古文之为道,非苟焉而已,不言义法则紊,言义法矣,而短学与才则弱。君之文弗紊弗弱,博大精深,雄浑高雅,卓然大家”。显然,张謇深知追求“义法”之不易,对能者自然推崇备至。

“张謇的方志学折衷于阳湖孙星衍、洪亮吉与会稽章学诚之间。所纂诸志体例严密,考据精详,文辞通畅。”[4]这正是建立在“义法为尊”的基础上所达到的高度。

2. 博览见功,广修诸志

张謇修志,是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进行的。《啬翁自订年谱》载:“至赣榆选青书院。求宋、明、清名志读之,殆十之六七,乃从事修志。”这段时间,张謇在把阅志的经历记录了下来,初略汇总,可知张謇阅读的志书就有《邳州志》《朝邑志》《武功志》《灵寿志》《绍熙云间志》《乾道临安志》《咸淳临安志》《云间志》《赣榆志稿》《宝山志》《嘉定志》《崇明志》《江南通志》《湘军志》《新安志》等。

张謇对地方志收藏也是情有独钟。据统计自1914年南通图书馆建成至1924年,张謇捐赠南通图书馆的志书有260余部近9000卷。其中古方志有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宋·欧阳修《舆地广记》、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等;清代一统志有陈德华撰修的《大清一统志》等,清代撰修的通志有《畿辅通志》、《江南通志》等20部2631卷;清代及民国期间撰修的直隶、江苏等省的州县志有240部5013卷[5]。

在广泛接触志书以后,张謇甚至想要编写一部有关地方志研究的专著,并将其心思记录在《啬翁自订年谱》中:“辑志例,欲成《志通》一书”。

从光绪十四年(1888)起三十多年中,张謇多次参与地方志编修事宜。光绪十四年,应太仓知州邀请,商讨《太仓直隶州志》修志体例;同年又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兼修《赣榆县志》;光绪十七年,参与修纂《东台县志》;民国九年起,主持续纂《南通县图志》,又与范铠合作编纂了《通海垦牧乡志》。

3. 创新有道,亦足千秋。

张謇的修志实践,早期以《光绪赣榆县志》为代表,晚期以《南通县图志》为代表,从中也颇能感受到其与时俱进的风范。前者序中,张謇所谓“不敢附和以谬是非,不敢自用以立崖异,义不敢不师乎古,制不敢不尊乎今,因绪紬寻,随原甄别”之说已见其“尊古”“尊今”之择别,后者纂修中的大胆创新更表现得淋漓尽致。

《芮城县志》言:“晚近《南海县志》,世称精确,张季直犹瑕訾之。即《南通县志》安见无人议其后者。东亚文学之博而通而精,如康南海、张南通者有几人哉。”这里所谓的“瑕訾”,指张謇在《南通县图志续纂后序》中的一段话:“近若《南海县志》,世称精确,而求其比例,经丈之沟洫,线不能著;线不能著,则图不能明,不可凭以分划疆甽也。”是谓其中“图”不够精准。随后张謇便凸显其“图志”之义例:“南通田赋蒙紊,至为垢累,厘而正之,首务测绘。测绘莫要于以五千分一为比例,使经丈之沟较著于图,而后田田户户经界簿籍可得而理也。五千分一,有国之秘图,且幅多不可入志。入志以五万分一,此南通名图志之义例也。”为了保证用图的质量,张謇动员通州师范测绘科四十余名毕业生历时三年测绘完成。

除了图以外,还有“表”一项亦属创新。如《地理志》中将军山气象台的数据编成“气象报告表”,《物产志》中运用近代农业科学编制土性表、农产土宜表、农会农场历年试验成绩表、农校农产棉作试验成绩表等,留下了大量的科学数据。

张謇对图表的严格要求,反映了他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这无疑是他志所无法匹敌的。张謇将科学手段与方志编纂相结合,是难能可贵的,既表现出其领先时代的风范,也大大提高了整个志书的质量。

(作者单位:本会)

参考文献

[1]韩章训.普通方志学[M].方志出版社,1999:250

[2]张棡撰;俞雄选编.张棡日记[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495

[3]《张謇全集》编纂委员会,张謇全集(6)[M],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501

[4]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190

[5]沙锦程,张謇与地方志,江苏地方志[J],1995年04期: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