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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贵大成 ——张謇学术思想初探/沈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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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振元来源:《张謇研究》2023年第4期(总第75期)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com

学术贵大成

——张謇学术思想初探

沈振元

学术是什么?从本质上看,是学问,一种较为专业、系统的学问。因此,人们常把学术研究称为“做学问”。什么是学术思想?是指对学术问题的思考,或说是关于学术的理念。张謇的学术思想是什么?张氏的回答:“学术贵大成。”这是张謇先生对其学术思想的精准概括。

“大成”一词早见于《礼记·学记》:“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这里的“大成”,指人成长发展过程中在学识方面处于较为成熟的阶段。相当于今人在学历方面达到某一高度。其实,“小成”与“大成”之间不仅有量的变化,而且有质的提升。“大成”的内涵十分丰富:(1)学有所成,“知类通达”,在学业方面理明义精,触类而长,无所不通;“强立不反”,在思想行为方面,有卓然自立之行,而外物不得以夺之矣,显示思想之成熟。(2)学术形成体系,古代乐曲奏完一节谓一成,九成而乐毕,谓之大成。用以比喻学术上形成完整的体系。(3)道德之完善。《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综上所述,“大成”是复杂概念,蕴含着张謇学术思想的方方面面。它所以“贵”,道理就在于此,我们研究张謇的学术思想也由此展开。

张謇的学术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变化,希望有一支崭新的学术队伍和更高的学术旨归。1920年12月,他在《国立东南大学缘起》一文中提到,当时有一大批“嗜学而蕲大成者”“不入外人所立之大学,必裹粮赍装,不远千里而之京津。京津之大学不足容,则必东走日本美利坚,西诣俄英法德,以解其嗜学之渴。比学成而归,而桑梓钓游之地,复不能以最高学府罗致其人,俾之从容赓续,极深研几,萃世界之学术思想,铸造而树中国之徽识,此非吾东南人士之耻欤!”他殷切希望学成而归的学子们,会聚世界的学术思想,通过“极深研几”,创造具有中国标志的学术成果。这是个多么富有远见卓识的学术思想啊!

张謇的学术思想大体由博学、专攻、明哲三个方面构成一有系统的学问。

(一)

张公有言:“学术至博也。”强调做学问必须有渊博的知识和宽阔的视野,“不求于博,何以考证其约”!而“博”源于“学”。因此,他提倡“为学之道,若山容海纳”。唯其如此,才能进入博的境界。《啬翁自订年谱》载:“自五岁至是七年,读《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酒诗》《鉴略》《千家诗》《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毕,始授《诗经·国风》二册。”可见,他少年时期就读很多书,也读得很认真,他认为“不努力不能进取,不进取不能深造。一步有一步之征验,一步有一步之兴味”。青年时期,他已通晓儒家经典也研读道家和佛家的典籍,学得很广,也学得很实。清光绪十一年(1885),他作《古之学者为己》一文,称:“学从己立,己以学成,学与己固相因而为用也。”强调了“学与己”的关系,同时又发问:“古人无事不出以公,何至学而自私?”答案是“学固有以私成公者也”。至于如何“以私成公”就没有下文了。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他在《宁河齐太公墓表》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夫君子之道,始于成己,而终于成物。成己之大要曰忠曰孝,成物之大要曰学,学之所及,至广大而精微也。广大则亦赅忠孝知能之良,精微则可求忠孝中庸之当。”这一段文字透辟地解析了“古之学者为己”的深刻内涵,学习的目的不再笼统地解释成“为己”,而是“始于成己”(开始时为了自己成材);“终于成物”(最终为了成就事业)。成己的关键是确立忠、孝的观念;成物之大要在学问。学问的外延很大,包括忠孝思想和良知良能;其内涵精深微妙,可以从中探求忠孝要义及运用中庸哲理处理在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的方法和技巧。

张謇批评“蕴蓄太浅,而辄自表襮”的不良倾向。他说:“若见闻太寡,蕴蓄太浅,而辄自表襮:培塿之上,植林有几?潢潦之畔,泽润无多!”这是一个假设性疑问句,意谓如果见闻太少,知识积累太过浅薄,却总是匆匆忙忙地写文章以表现自己,其结果总是惨淡的:一个小土堆上能栽上几棵树呢?既成不了风景,更成不了气候;一个小小的水塘,能浇灌的地方太少,其影响也十分有限。他从反面证明“博”的重要性。但也有人认为,“中有所蓄,发表于外”有什么不可以呢?但做学问不是随心所欲所能奏效的,必须按客观要求去做。正如张謇先生所说:“论学是一事,论事是一事,论人是一事。论学可就书言,论事须明事之真相,论人须明人之历史与身世地位,不可如报馆文章,信口开河,致蹈道听途说之戒,为识者所笑”。他曾严肃地告诫我们:“学问是鞭辟入里事,名誉是发扬向外事,不可骛无实之名,不可不求可立名之学”。

博学多识是做学问的客观要求。张謇先生明确指出:“不独哲学,文学非多看书不可,即就科学而言,其各科之间,常有互相之关系,举其一不能废其二。且同一科目,此书与彼书,详略有不同。同一论题,此说与彼说,见解有差等。必比类而观,乃能知其要;参互以证,乃能会其通。”他的结论:“学求致用,须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

博学绝非易事。博来源于学,而“学必通古今,澈中外”。这不是一般的励志口号,而是变革年代张公向知识分子提出的两个必答题。上世纪初,清政府下令废科举,办学堂。这显然是革新的举措。许多人被弄得手足无措,科举废了,学堂还没办起来;强调办“中西”学堂,但什么是“中”?什么是“西”?什么是“新”?什么是“旧”?它们之间的关系更弄不清,一片混乱。此时张謇先生写了一篇题为《经义征学序》的文章,纵论中国文化“流极变迁”,并试图理清中西文化的关系,他说:“今各国之言教育者,谋普及国民之知识,而以我诸经视其学科,则《易》《礼记》《论语》《孟子》可当哲学、教育学,《书》当历史、地理学,《诗》当音乐、动植物学,《春秋》三传当法律、外交学,《周礼》当政治、经济、农工学,《仪礼》《孝经》当修身,伦理学,《尔雅》当国文学,皆专科而长于理想者也。”由于这些经书在内容方面与学科教材有相通之处,因而有其合理性;若将这些经书作为学堂的教材,恐怕也很难。但作为“通古今”的探索,还是值得肯定的。

张謇还有“澈中外”的雄心。他说:“謇诚不敏,诚薄劣,妄欲甄集泰西旧新有用之书十万册,延我熟精泰西诸国文字之士数十人,尽十年二十年之岁月,择要迻译,以证通我六经诸子之说,以融德艺,以大启我后进,审已而抉科,分程而遒轸,以裨佐世宏儒者之效,岂非衰年之至乐乎?”张謇的这一设想,在当时只是个美妙而不能实现的梦想;先生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自信,同时又渴望中西文化的互鉴与融合,在今天看来,这是个多么富有创意的奇思妙想啊!

博者,至广也;博学者,学识至丰也,以致我们无法找到它的边际,慨叹知无涯而生有涯!然而,从学术的角度看,总是博闻以约取,厚积以薄发。正是这个“博”,能帮助我们找到众多新鲜而有趣的课题;也正是这个“博”,可为我们提供充分而有力的证据。博学是学术的基石。

(二)

专攻是学术的核心。学术研究,不是做文字游戏,而是一项严肃的研究工作,要求参与者懂专业,有学问,守规矩。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1902.12),张謇在《张汤鉴定墨选序》一文中指出:“或讯于余曰:文章之事,作者与选者孰难?应之曰:作者难,选者亦不易。执规矩以度方圆,督墨引绳以正曲直,此囿于法者也。不明挚虞之流别,不悟刘勰之文心,而执一隅之见以掎摭利病,以蔽于识者也。苟非神明于法之中,难与言作;非有通方之识,亦难与言选。”明确指出,如果不明挚虞之流别,不悟刘勰之文心,仅凭自己的不全面的知识,就去诋呵别人的文章,指摘别人文章的利病,肯定会碰钉子的。张謇文中提到的两位历史人物都是当时写文章的高手,并致力于研究各类文章特点、流派、创作方法、技巧,逐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被后人奉为圭臬,以致成为后人“督墨引绳以正曲直”的“法”。违背者自然会遭到排斥、惩戒。

挚虞字仲洽,西晋长安人。少事皇甫谧,才学广博,著述不倦,郡中选为主薄。武帝泰始中,举为贤良,历任光禄勋、太常卿。后遇洛阳荒乱、盗贼横行,一向清贫自律的挚虞竟然被饿死。他著有《文章志》四卷,注释《三辅决录》《流别集》(即《文章流别论》)。流别,指文章或学术的源流与派别。所谓“挚虞之流别”就是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它是我国最早的文章选本,类聚区分为三十四卷。挚虞,对我们来说比较生疏,因为一般的文学史很少提及。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多次提及:“挚虞品藻,颇为精核,至云‘杂以风雅’,而不变旨趣,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矣。”又“而仲洽《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明确指出挚论的一些瑕疵,但也充分肯定挚论正确的方面:“孙楚缀思,每直置以疏通;挚虞述怀,必循规以温雅;其品藻‘流别’,有条理焉”。显示刘勰严肃的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

刘勰,字彦和,祖籍东莞莒县(今山东莒县),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约生于宋,卒于梁。早孤,家贫不能婚娶,依著名和尚僧祐十余年,参与佛经整理工作。入梁后作过记室、参军等小官。晚年弃官为僧,改名慧地,不到一年即去世了。他的《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论的巨著,体大思深,内容宏富,逻辑严密,见解精当,文字精炼,色泽秀丽,对偶工整,可谓古代文论的经典,也是世界文论的名著,鲁迅先生在《诗论题记》中称:“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鲁迅将《文心雕龙》与西方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名著《诗学》相提并论,充分肯定《文心雕龙》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关于文题,作者在《序志》篇开头指出:“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所谓“文心”,说的是做文章运用心思的规律和方法。从前涓子著有《琴心》,王孙著有《巧心》。可见“心”这个词真美啊,所以才用它来做书的名称。自古以来的文章,都用雕刻修饰的手段写成,我的书又取名“雕龙”,难道只是吸取了驺奭像雕镂龙纹一样修饰语言的用意吗?可见“文心”与“雕龙”互为支撑,“文心”待“雕龙”以明,而“雕龙”待“文心”以活。刘勰以“雕”之技喻作文成篇,以“龙”之飞腾喻文通天人,隐含树德建言之“文心”要义。

《文心雕龙》是作者在总结先秦以来文学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著作。全书共五十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部分,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创作论和批评论。他广泛而精辟地论述了创作中各方面的问题,如《时序》篇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很有历史眼光;《通变》篇提出创作中继承与革新的问题,要求通变结合,“日新其业”,《情采》篇阐发质先于文,质文并重等文学主张。

刘勰的文学批评有颇多精当的见解。如《知音》篇反对“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三种错误的批评态度,树立“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的态度。他还提出文学批评的“六观”:“一观体位,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包括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使我国的文学批评第一次有了客观标准。总之,《文心雕龙》涉及的内容广泛,对后人的影响广大而深远,已成为广大学术研究者必读的好书。张謇先生在《张汤鉴定墨选序》的结尾处,肯定了两位编者“二君精识,能一一举其窍要”,并进一步指出:“非具刘勰之文心与明挚虞之流别能若是乎?”

张公作文相当讲究专业。《文心雕龙·宗经》三指出:“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就是说,论、说、辞、序这类文体,《周易》是它们的首领;诏、策、章、奏这类文体,《尚书》是它们的发端;赋、颂、歌、赞这类文体,《诗经》为它们树立了榜样;铭、诔、箴、祝这类文体,《礼记》是它们的开端;纪、传、盟、檄这类文体,《春秋》就是它们的源头。它们都为文章树立了榜样,开启了很广阔的疆域。所以后来百家腾跃,终究未能超出《五经》的范围。打开《张謇全集》,这二十类文体,我们都可以找到,而且都符合先贤提出的标准。真可谓“根底盘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张謇在专业方面造诣之高,不言自明。

(三)

张謇认为:“哲学乃各学之空气灵光,尤不可不知。”学术更离不开哲学。我们读先生文章,总觉得其视野宽阔,立意高远,评论公允,说理透辟,蕴藉灵秀,才气逼人,有大家风度。这自然与张謇的才识有关,也与他的哲学思想紧密相连。张謇哲学功底深厚,他十一岁就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富有哲理的儒家经典。而中庸智慧是儒家政治传统的真正内核,蕴含着重要的处事原则和方法论。《中庸》开宗明义:“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是孔门弟子子思传授的“心法”。“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它奠定了张謇的哲学基础。《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为学的一个整体,也是张謇学术思想的重要内核:博学,以求广大知识,圆通古今中西的理论思维;审问,是一种批判精神,以哲学追根究底的态度,对每个学术问题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和追问;慎思,是一种反思精神,从反思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明辨即透过现象,发现本质,从而辨明是非曲直,以古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态度,研究各种学术问题;笃行,是实践精神,对正确的理论坚定不移去实践。可见,它也是这个完整学术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清光绪十七年(1891),39岁的张謇为《周易》“音训句读”,对《周易》做系统深入的解读和研究,标志张謇哲学思想的成熟。

《周易》为“六经之首”,《汉书·艺文志》称之为“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杰作。上古伏羲氏画出八卦,中古文王、周公重卦系辞而演为六十四卦的《易经》;近古孔子阐发其义理,写成“十翼”,世称《易传》。

《周易》在哲学方面建立了天、地、人三才统一的宇宙论:“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三才之道的统一,涵盖了宇宙之阴阳消长,万物之刚柔变化,人生之道德准则,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易》是大道之源,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识。正如张謇所说:“著天道之盈虚,审人事之消息,赅物象之变化者,莫不备于《易》。”

张謇对《周易》的研究与众不同,文本的编排先易经,后易传。“易经”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占筮之书,由八卦及其演成的六十四卦组合而成。“易传”是一部专门解释易经的书。一般人研究《周易》,总是先经后传,而张謇的《周易音训句读》,上卷谈“易传”,下卷谈易经。这是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作者在文章的开头加了这样几句话:传“以传述为义,谓夫子《十翼》也。孔云:’一家数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郑学之徒并同此说。’朱《本义》云:‘经则伏羲之画,文王、周公之辞也,并孔子所作之传十篇,凡十二篇。中间颇为诸儒所乱,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尽合古文,吕氏又更定,著为经二卷、传十卷,乃复孔氏之旧。’今从之”。他似乎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但他为我们回答此问题提供了依据。

1. 《十翼》为孔子所作,在历史上没有分歧。孔子是儒学之集大成者,是中国的至圣先师,深受人们敬重,把他的作品放在前面是正确的。

2. “传”是解释“经”的。但这一解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将一部占筮之书改造成为理论性很强的哲学著作,从而大大提升了《易经》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3. 由于孔子所作之传,“中间颇为诸儒所乱”,重新为“易传”音训句读有正本清源之意,以达到“复孔氏之旧”的目的。由此可知张謇将易传研究置于“卷上”的良苦用心。

总之,张謇先生对哲学的研究全面深刻;哲学已成为他手中谙练而灵巧的武器。在学术领域,常以哲学阐明一个深奥的道理。如他主张文学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坚持“文质相资”的道理。他说:“若质不被文,是游裸壤之国;文不体质,犹戴面具之人。是则文质相资,理原一贯,无异阴阳之合德,虚实之关通。”(《张謇全集》第5卷第111页)

谈教育。从宏观上看教育与国家、实业、民生的关系:“惟是国所以立,以民为天;民之生存,天于衣食;衣食之原,父教育而母实业。敷施翕受,功用相须。”(《张謇全集》第5卷第111页)

从微观上说教必须适应学:“孔子与《临》之象曰:‘君子以教思无穷’也!教为定体,而思无定向。以教致思而思为宾,以思运教而教为宾。”(《张謇全集》第6卷第372页)。

随着张謇哲学思想的成熟,他比一般的学者站得更高,看得更广、更远、更深。他不再囿于儒家哲学,清醒地看到各学派之间的异同点和各自的优势,因而在思想上追求儒、道、释的融合。1918年张謇在尊孔会上演说中强调:“我孔子则取中庸主义,不偏不易,纯为人道,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其实并非如此。孔子说过:“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意谓儒者出仕朝廷,则尽忠顺于公卿;入居私门,则尽孝悌于父兄。但现实中的儒者有“真儒”“假儒”之分,有“雅儒”“俗儒”之别,还有“贱儒”“偷儒”者流,必须认真甄别,更要汲取道佛诸学派的优点。从而,“足以包括佛、老、耶、回诸教而熔冶于一炉者也”。他还发现各学派的学者在践行其宗旨时常有“过”与“不及”的现象,因而反对“门户之见”,客观地看待不同的派别,实事求是评价它们的优劣。张謇认为:“墨子之学,本于禹、汤、文、武,并为孔子所推崇,何至本同而末大异?则知任何一家之学说,主张稍过,不折于中,未有不流于偏宕者。而人之赋性不能皆中,毗阴毗阳,各有所胜。……人于事物,必于其近已者而好之,而至于有所主张,稍不审慎则过。”(《张謇全集》第4卷第631-632页)。只有打破“门户之见”,才能克服认识上的狭隘性和偏面性,正确处理学派之间的关系;唯其如此,才能在实践上开辟新境界,创造新辉煌。张謇的学术思想由此而达到其光辉的顶点。

(作者单位: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