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复汪康年函》时间考/陈松林

张謇《复汪康年函》时间考

□ 陈松林

近日闲暇阅读2012版《张謇全集》中的《复汪康年函》，即《九录实业录》卷1收录的《通海蚕桑兴衰事略复汪穰卿》，据标题可知，说的是张謇写信向汪康年介绍通海蚕桑兴衰事，《全集》给出系时“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5.29）”，并有注释“本函时间据祁龙威《张謇《日记》笺注选存》。”

张謇日记记载：“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纪《通海蚕桑兴沮略》、《镇江小轮兴沮略》。”祁龙威先生对这则日记笺注：“《通海蚕桑兴衰事略复汪穰卿》，见《实业录》卷1。言捐税之害，使通海蚕桑衰息。”这并不能说明祁龙威先生就一定认定《通海蚕桑兴衰事略复汪穰卿》函和纪《通海蚕桑兴沮略》都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祁龙威先生这里说明的是“函”和“略”内容上有相关性“言捐税之害，使通海蚕桑衰息。”

可能是《全集》编者曲解了祁龙威先生的注释，定此函系时1898年依据就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5.29）张謇《日记》提到“纪《通海蚕桑兴沮略》”，故信函系年就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那么张謇《日记》中只有1898年记载“通海蚕桑兴衰事”？

带着疑问查阅资料，从张謇《日记》查得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六日，得刘一山信、敬夫信，通海蚕桑之风方开而闭，则厘局为之也。”从张謇《自订年谱》查得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吴、梁二姬至江宁， 通海蚕桑，为厘捐总局所阻阏。”

以上1897年《日记》和《年谱》记载，和1898年《日记》一样，都提到了通海蚕桑兴衰事。接着遍查张謇1897年和1898年这两年的《日记》、年谱记载，都未找到给汪康年写信陈述通海蚕桑的直接记载。

故1897说和1898年两说都存疑，但可以肯定这两说中必有一个是正确的，因此系年范围锁定在1897—1898。光从张謇本人著作寻找答案已山穷水尽，必须另寻它法柳暗花明。

为表述方便，下文月、日大写均为农历，月、日数字小写均为公历。先从文本入手，弄懂信函大意，从中觅得一些信息来考证系时，信函全录如下：

承示，林太守欲访海通创兴蚕桑章程或事略。此甚可笑，盖不足称之事，为之亦七八年，中间费笔舌不少，初无章程，亦未记其事。辱问，姑说其略，亦可知世间官状、民情。

海通故无蚕桑也。自左文襄公以桑秧数万札发各州县，流被所及，始肇其端。然其时桑秧柴积厅州门庑者累月，胥役择肥泽者私之，亦不经意，听其死活。民间领植其干伤擦损之株，加意灌溉，十裁活四五。

光绪十二年，謇会试报罢归，始有志于农桑。謇家世业农，侨居海门东鄙，其土两和，宜植物。桑既大利，乃约同人请于厅同知，谕劝兴办，民无应者。于是议仿西法集资为公司，市桑秧听民诣领，记其数若居处，不取值。三年后，叶可供蚕，计树本加息二分责偿。资绌，不果行，仅以私钱市数千株，减值散卖而已。然近謇居十余里中，风气稍动，謇思因而乘之，而若进若退，历四五年。求所以滞涩之故，民故不善缫丝。丝不成市，市止线店，辄以重秤低价劫制民。其偶能合缫法者，走卖上海、苏州，出江时辄为厘局司事、签手以漏报科重罚。加以往返资斧，终事计算，折阅者十常八九，以是民相语蚕桑无利。其实江北州县都不产丝，局本无丝捐则例所科之罚，徒润司签之橐，厘捐总局瞢如也。

十八年，謇与同人陈请明白晓示，免丝捐十年以兴蚕利。督部付局议，议驳。总办欧阳霖既寤其非，令海门厘员复禀，许免。然乡民未敢遽信，相率观望。謇念无锡桑蚕之兴，由于茧行，乃与厅同知王宾，议招商开行收茧，反复久之始定。二十年，海门一行收乡茧殆尽。二十一年，通州知州汪树堂援请免捐，买桑劝民，招商收茧，两行并兴。二十二年，海门增一行，益共放价争收，乡民获利大丰。计凡二年，海通增植之桑不下百万株，泰兴、如皋、靖江接踵起矣。

而总办穆克登布于蚕市大毕之后，顿翻免捐之成案，抹煞已报之税捐，严督厅州勒商重输。商怨且忿，请缴帖闭行。二十三年，王宾虑乡民茧成滋闹，恳切劝商，视上年出资十分之三抑价收买，姑塞民望。而湖州贩桑秧来者，乃过问寥寥，丧资大窘而去。要所可记，大概如是矣。

夫今日官之贼民，不足奇也。所奇者，不知民为谁何之民，而官自以为贼民，乃可效忠。民之疾官，不足奇也，所奇者，知官所为非朝廷之为，而弃尽生计，宁为荼毒以同尽。安得求知民膜如林太守者布满天下也？由海门来者，诵王宾与沪商书，“愿自弃官，不肯爽信”，以为此一书，真岂弟君子，民之父母之言。夫一事也，民之美之已如此，而官一张口，大率“奸民，奸民”岂不可痛。率臆奉复，惟省察，不宣。

（据《集成报》第十二册）

全文说的是，通海本不产丝茧，无丝捐税，张謇早在光绪十二年（1886）以来，在海门苦心倡导乡民种桑养蚕，但响应不多。张謇发现端倪在于，茧卖上海、苏州是能赚钱，但在运长江码头时，地方厘局税务征收重税，逃税重罚。于是张謇反复陈请免捐十年，然免捐后，售茧交通物流费用仍是百姓重大负担，乡民依旧“相率观望”。于是张謇便与海门厅同知王宾“议招商开行收茧”，就是公司加农户模式，商户商行集中收买农户茧，再转卖上海苏州，这样规模化收购就降低了物流成本。果然成效明显，“（光绪）二十年，海门一行收乡茧殆尽”，“二十二年……乡民获利大丰”，“计凡二年，海通增植之桑不下百万株，泰兴、如皋、靖江接踵起矣。”

但好景不长，地方厘局看到商、民如此赚钱，便与民争利，“顿翻免捐之成案”，“严督厅州重输”，言而无信继续征税。于是商户不干了，关门歇业，王宾担心乡民卖不掉茧而闹事，恳切劝商，但厘税不除，茧业难振，通海大地蚕桑之风就这么被打压下去了。张謇最后抨击厘局压榨百姓，呼唤关心民间疾苦的父母官越多越好，赞叹王宾为海门蚕桑之兴，殚精竭虑，不惜弃官为民请命。

信函开头“林太守欲访海通创兴蚕桑章程或事略”，提到了“林姓”，“太守”，“蚕桑”三个重要信息，清代太守就是知府别称。据此简单查询就能得知林太守就是林启（1839—1900），字迪臣，福建侯官人。光绪二年（1876年）进士，担任过陕西学政，浙江道监察御史，1896—1900年任杭州知府，提倡农桑，1897年8月创办蚕学馆，为浙江丝绸工学院（2004年改名浙江理工大学）前身。

“林太守欲访海通创兴蚕桑章程或事略”，就是说林启要来通海参观调研蚕桑，撰写蚕桑章程，正好与简历中的1897年办蚕学馆有关。笔者第一感觉，信函系年就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函中“二十三年，王宾虑乡民茧成滋闹，恳切劝商”亦能佐证。张謇信函行文有个习惯，喜欢交待最近发生的重大时事消息，而函中无光绪“二十四年”字样，故信中“光绪二十三年”（1897）大概率就是写信之年。

张謇这里讨论的是农业蚕桑问题，为何要对汪康年慷慨陈说？想必汪康年也是关心农业之人？就从汪康年生平事略中看看能不能找到蛛丝马迹。

汪康年（1860—1911），字梁卿、穰卿，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出版家、政论家。1890年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1892年中进士。1896年赴沪参加上海强学会，同年与黄遵宪、梁启超等创办《时务报》，任经理。1897年支持创办《农会报》（即《农学报》），1898年创办《时务日报》，1907年在北京创办《京报》。

看到汪康年1897年支持创办《农学报》，支撑了前面猜测的“汪和张一样关心农事”，继续查阅汪康年和《农学报》有关材料。

1896年罗振玉等人在汪康年的积极支持下，创立了上海农学会。农学会创立之前，罗振玉等人便将“公启”发表在汪康年创办的《时务报》上进行宣传，刊发不到一个月，便收到各地人士的赞成及献言献策。农学会还通过汪康年奔波，得到张之洞资助。

上海农学会于1897年5月，开始在上海出版会报《农学报》，1906年1月停刊，共出版315册，这是中国最早传播农业科学知识的刊物，罗振玉、蒋黻(伯斧)等主编。初名《农学》，第15期以后改名《农学报》，亦称《农会报》、《农报》。1898年戊戌政变后，大批学会被查禁，报刊被停，但上海农学会和农学报因“不干政治，有益民生”，成为少数几个维持下来的学会。

《农学报》创刊号起，就连载了《英伦奉旨设立务农会章程》和徐树兰、张謇、马相伯、朱祖荣、叶瀚、陈虬等执笔的关于如何在中国组织农会的讨论。

看到上面记载眼睛一亮，张謇在《农学报》上也有刊文，想必和上海农会也有渊源。查询张謇《日记》果然找到验证，《日记》记载张謇与农会、《农学报》信息如下：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八日 答蒋伯斧、罗叔韫讯，论农会”；“五月十二日 作农会奏”；“五月十七日 托陈伯雅寄《农报》通州。”

《日记》显示，张謇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到五月（公历5、6月），同《农学报》主编罗振玉（叔韫）、蒋黻(伯斧)讨论农会事项，起草农会意见，还托人将《农学报》寄到通州。

以上充分证明，张謇和汪康年都关心农业，都积极参加农会活动，而且1897年5、6月是张謇参与农会活动高峰期，再结合1897四月初六《日记》“通海蚕桑之风方开而闭，则厘局为之也”和《年谱》1897年四月“通海蚕桑，为厘捐总局所阻阏”记载，我们可以得出猜想：就在1897年的年中，张謇写了这篇《复汪康年函》，汪康年收到信后，很有可能随后把它发表到张謇所关心并刊过文的《农学报》上。

循着这个逻辑推测，按图索骥，直接搜索1897年年中5-7月的晚清《农学报》目录来验证。拨云见日，《农学报》1897年7月第6期10-12页有《张殿撰论海通蚕桑书》一文，该期《农学报》首篇页脚有农历“六月下”字样。  

阅读发现《农学报》该文和《张謇全集》录《复汪康年》函，除个别字句有稍稍增减和出入外，几乎完全一样。《全集》对该函多处注释“据《九录》补、校”，说明《全集》收录此函的文本来源并不完全是《九录》，还有其它版本。这才发现《全集》该函文本末尾有“据《集成报》第十二册”，查询发现1897年8月22日《集成报》第十二期载有《张殿撰论海通蚕桑书（见农学报）》一文，该期报纸首页写着“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廿五日”。第12期《集成报》文章标题明确指出转载《农学报》，阅读发现文本和《农学报》文本完全一致（按：《全集》对此函开头的个别断句似有不妥之处，“承示，林太守欲访海通创兴蚕桑章程或事略，此甚可笑。盖不足称之事，为之亦七八年，中间费笔舌不少，初无章程，亦未记其事。” 中间一处句读应改为“此甚可笑、盖不足称之事”。如果“此甚可笑”后面为句号，会给人感觉是嘲笑林太守，而张謇本意是自嘲当年蚕桑事业功亏一篑，表达激愤之情。“此甚可笑”和“盖不足称”意思并列，共同修饰“之事”，故两者中间的句号应改为顿号）。

综上所述，《复汪康年》函系时为1897年5到7月，最有可能就是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六日（1897年5月7日），这一天张謇书完此函，就写了日记“通海蚕桑之风方开而闭，则厘局为之也。”。

通过以上全文考证可知，先有1897年《复汪康年》函记通海蚕桑兴衰事，后有1898年日记 “纪通海蚕桑兴沮略”，《函》前《略》后，当是《略》以《函》为蓝本。这也能解释为何1897年日记、年谱都提蚕桑事，而1898年日记提《略》但年谱不提《略》？因为年谱所记，都是张謇认为非常重要的，说明张謇晚年也清楚，1898年日记提到的“纪通海蚕桑兴沮略”，就是以1897年谈蚕桑事的《复汪光年函》为蓝本，故年谱1898年中就不提《略》了。

很多研究者据《九录》所载《通海蚕桑兴衰事略复汪穰卿》函标题，和1898年《日记》载“纪通海蚕桑兴沮略”，但未看到张謇1897年《日记》、《年谱》也载通海蚕桑兴衰事，也未查证《农学报》和《集成报》刊印该函的时间，于是就有了信函系年1898之误，以及误把1898年“纪通海蚕桑兴沮略”当作1897年《复汪康年函》蓝本，颠倒了先后时序。如《全集》编者误解了祁龙威教授对此的笺注，以及南京大学倪友春教授“到了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1898年5月29日），张謇才把通海蚕桑兴衰及官状民情在致汪康年函中予以披露。是日《日记》中记道：‘纪通海蚕桑兴沮略’，可以相信，致汪函的内容，当是‘略’为蓝本。”（《张謇研究》2007年第1期《治家张謇的育民、济民、富民抱负载体——村落主义》）

（作者单位：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