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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辛亥鼎革之际张謇的角色与心路/王庆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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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庆帅来源:《张謇研究》2023年第2期(总第73期)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com

“第三位”:

辛亥鼎革之际张謇的角色与心路

王庆帅


与历朝历代的末世哀歌相比,清朝的死亡乐曲显然急促了许多。武昌起义爆发后,还不到一个月,“东南人望”张謇就判定清朝已土崩瓦解,“自古迄今,丧国未有若是之易者也”。[1]长期担任清廷史官的恽毓鼎,在清帝逊位当天哀叹:“自武昌乱起,至今不过一百二十日。八月十九以前,犹是太平一统江山也。自来亡国,无如是之速者。”[2]清朝的崩解何以如此迅速?这是一个颇为惹人注目的话题。无论是时人,还是后人,对此聚讼纷纭。本文无意对此问题进行宏观地剖析,而是将目光聚焦在张謇在辛亥鼎革之际的出处选择与心路历程,以期管中窥豹。

对于张謇在辛亥大变局中的抉择,既有研究相对充分,还在革命进行之时,时人或公开或私下对张謇的动向及其行为,进行种种评说。[3]时光流转,以张謇与辛亥革命为主题的著作、论文,日积月累之下,在张謇研究中形成了一道厚重的光谱,尤其以张孝若、刘厚生、章开沅、陈志让、罗志田等人的研究,浓墨重彩。[4]不过,前辈们的研究多从张謇从君宪到共和的政治与思想转向为侧重点,对于张謇自觉充当“第三位”的政治角色关注不多。所谓“以第三位自任”,即是张謇在南北革命派与北洋派之间,甘居津梁,以通南北之邮。这不仅涉及南北关系,更关涉立宪派、革命派、北洋派三大政治势力的互动。因此,在辛亥年中国的舞台上,从张謇所扮演“第三位”的政治角色去观察,也许更能整体性地理解辛亥大变局。

一、“通南北之邮”

辛亥年,对于中国与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份。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实五千年以来之大变”。[5]中国人从臣民到国民,究竟意味着什么,还有待探索。正如张謇之子张孝若的议论:“这一年的变局,千头万绪,很不容易梳爬出一个条理,约略说起来,于国家于个人,总逃不了有的是造因,有的是结果,有的还是酝酿的转变,更脱不了起伏循环的公例。加之私人的恩怨好恶,掺杂利用其间,就造了一个极复杂离奇的现象。”[6]对于张謇而言,他赞成共和,剪掉辫子,充当南北之间的桥梁,促成南北议和,加入南京临时政府,拥戴袁世凯成为中国的统治者,迫使清帝逊位。这一系列旨在“通南北之邮”的政治行为,与张謇明确以“第三位”自居息息相关。换言之,张謇以“第三位”自任而进行的种种努力,既可看作一种政治表态与选择,也可看作一种政治实践与目标。虽然复杂离奇,自有其理路在。

从现有资料来看,张謇自居“第三位”的政治表达,首次出现在1911年11月27日致袁世凯的电报中。[7]另外一次则出现在1912年1月10日张謇拟致袁世凯的电稿中。[8]次数不多,但一是在南北议和之前,一在南北议和进行之中。而且,现在留存的张謇史料中,无论是公开的发言,还是私下的建言,虽未出现关键词“第三位”,但言外之意,却处处可见张謇的心意所在——“通南北之邮”。这就提示我们,张謇以“第三位自任”,既要考察辛亥南北对峙格局的形成,也要动态观察立宪派、革命派、北洋派的派系关系。

本来,张謇毫无革命思想,醉心的是君主立宪,“是名教之防大招牌下的一个忠实信徒”。[9]这样的名教中人,却在1911年11月初上海、江苏、浙江独立之后,转变为共和的赞成者。张謇的赞成,并不是思想上的痛苦蜕变,而是在大势所趋下的被动求变。[10]11月6日,张謇劝说袁世凯赞成共和的一个主要理由:“旬日以来,采听东西南十余省之舆论,大数趋于共和。……而国内响应者已见六省。潮流所趋,莫可如何。”[11]11月10日,张謇在日记中感叹革命进程的迅如雷电:“计自八月十九日至今三十二日,独立之省已十有四,何其速耶。”[12]在张謇看来,共和潮流,“乃如危峰转石,不到地而不已”。共和政体的成立,也是无可怀疑之事。[13]张謇并于12月14日剪去辫发,成为其一生的纪念日。[14]

然而,辫发虽去,因历史的渊源所在和现实的利益考量,张謇心中依然留有名教的尾巴。他在赞成共和后,向身在南方的江宁将军铁良、两江总督张人骏等人,身在北方的袁世凯、摄政王载沣等人,不断进行温和地劝告及忠告,说着诸如“当计其大与长”[15]“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16]之类的话。其目的在于,鱼和熊掌兼得——对清帝有礼,对革党有义:“对于立宪之旧君,不能无礼;对于共和之新军,不能无义。”[17]然而,阳夏战争还在进行之中,南京尚未被革命联军攻下,南北之间尚未形成动态的均衡。张謇的劝告和忠告自然言之谆谆,听者藐藐。

1911年11月27日,清军攻克汉阳;12月2日,民军光复南京,南北对峙的格局至此形成。对此,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评论道:“长江大致上可以说是代表了立宪的北方和共和的南方之间的分界线,它现在把互相敌对的势力隔离开来;荣誉也是相当公平地由双方分享。”[18]立宪的北方与共和的南方,不仅是地理上的对峙,更是国体政体的观念暌隔。既然在武力上无法一较高下,只有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讨价还价,争取和平解决。这恰是时势为张謇“通南北之邮”搭建的活动舞台。

已经赞成共和的张謇身处南方,但又曾是立宪派——东南精英的领袖,尤其与袁世凯有着纠缠不清的历史与利益关联。[19]时势如彼,张謇的潜势力如此。当南北进行议和渐趋明朗之时,张謇才会以“第三位”自居。正如张謇对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所说:“所谓南北议和也者,依照现在形势,乃是项城(袁世凯)与同盟会要人之谈判,与苏、浙两省并无多大关系。苏、浙之独立,乃被动而非主动。目的只在不遭战争。”[20]张謇说江浙与南北议和无多大关系,表面上似乎有道理,但实际上,作为东南士绅“导师”的张謇等人,其如何选择,影响实大。[21]南北对峙格局的形成,既是东南精英的被动选择,也为他们沟通南北提供了活动的空间。在南北新旧之间,以张謇为代表的东南精英,将结束革命、迫使清帝逊位的希望寄予在袁世凯身上。

二、“实主转旋之纽”

张謇与袁世凯的恩恩怨怨,是晚清民初政治史说不完道不尽的议题。两人同处“三千年未有之会”,张謇名垂青史,袁世凯则遗臭万年。虽然有出身、际遇的不同,但更多的是“人之自为”。[22]两人其实都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流人才”,彼此未尝不惺惺相惜。但张謇脚踏实地,得尺进尺,得寸进寸;袁世凯却喜弄权术,以势力慑人,以权诈处事,不学无术。[23]两人曾是师生,却绝交二十余年,不通音问;两人曾是盟友、同事,最终却形同陌路。两人关系的演变,折射了近代中国政治的波谲云诡。但是,辛亥年的张袁关系,在风云突变中,却意外地稳定与坚实。这对于辛亥革命的走向,影响至深。对张謇而言,“以第三位自任”的政治定位,也因袁世凯“猛虎出山”而越发明确。

从张謇的角度看,辛亥鼎革之际的袁世凯,“实主转旋之纽”[24],是中国“转危为安”[25]的独一无二人选。在“非袁莫属”的声浪中,张謇的声音或许不高,却通过书信、电报、人员的密切接触,浑厚了许多。

大概在1911年11月初,张謇就派王潜刚面见袁世凯。后又续派杨廷栋、张一麐北上,虽未成行,密函也未能送达,但亦可概见双方联络渠道的畅通。[26]11月13日,袁世凯北上进京,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第二天,袁世凯任命张謇为江苏宣慰使。[27]11月16日,袁世凯又任命张謇为农工商大臣。[28]对此,已经赞成共和的张謇自然要发电拒绝,一倾自己素日对清廷的积愤,尤其强调革命乃清政府自造。[29]既然清廷“假立宪”导致了“真革命”,已进“终后之忠告”[30]的张謇“决然生掉头不顾之心”[31],自是理所当然。事实上,即使张謇打算与清廷生死与共,也无法挽救其命运。清廷的政体,随着11月3日《重大宪法十九信条》的颁布,“直当谓民主国也”。[32]清廷的实权,也随之转移到袁世凯手中。

时势的飞速发展,真是让人眼花缭乱。11月25日,袁世凯借清廷之口谕令张謇北上讨论共和政体。[33]煌煌上谕竟然可以允许讨论共和政体是否适合中国,似乎预示清廷已无力回天。[34]张謇“自无去理”,但如何回复,颇费思量。[35]11月27日,张謇复电袁内阁,以“政体关系人民,应付全国国民会议”为由,拒绝北上。同时,张謇劝告清廷:“应先请明发谕旨,宣布尊重人道、不私帝位之意,以豁群疑而昭圣量,然后令全国军民公举代表,于适宜之地,开会集议,确定政体及联合统一之法。”[36]这是张謇公开的代奏电。

就在同一天,张謇致袁世凯一封私密信函,似更能代表其内心想法。张謇再次向袁世凯描述了一般舆论“潮流万派,毕趋共和”的热烈场面。在此情形下,袁世凯的真意如何,北来的风说谣传不一,自然对袁氏不利。怎么办?张謇向袁氏建议:“窃谓停战为目前要著,宜由公以尊重人道主义发布,俾众周知。至会议政体,固宜先请不私帝位之谕旨,公亦须有他人反对之防闲。”这与公开的代奏电大体一致。但接下来,张謇所提出的共和方案,杂糅了君主制的某些特征,颇为独特:

满、蒙、回、藏,幅员辽阔,风俗不一,共和政体能否统一,此诚绝大研究之问题也。于此亦窥见公盛恉之所在。二三同志,私相讨论,参酌英与印度制,则汉、满以大总统名义领之,而兼蒙、回、藏皇帝;政治则军政、外交咸统于中央;司法用美制,分中央与各省为两级;财政民政,各省自定,而统计于中央。此就全局之舆地、民俗、政教,习现状之事实,各方面为之计划,调停于共和、民主之间。

张謇声明,这是他们少数人讨论的意见,并未只字发表。若是清帝宣布逊位,乃可集会共同讨论。最后,张謇对袁世凯说,以上的意见:“先昌于公,庶公知区区之臆,亦即可白辞职而居第三位之故。”[37]至此,张謇将其自居“第三位”的真意表露无遗。在清帝宣布逊位的前提之下,张謇等人调停于北洋派、革命派之间,以共和政体统一各省,达到保全领土统一的目的。其提出的方案,并没有完全排除君主制的可能。这是张謇私下的真实态度。

不过,革命之时,不可以常理常例论。张謇等少数人私拟的共和方案根本没有提出的机会,就胎死腹中。形势的变化太过迅速。12月28日,清廷同意召开国民会议。[38]但南北双方在议员如何召集、会议地点等问题上激烈争执。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虽然,孙中山的就职以自己的解职为前提。[39]对袁世凯而言,亦不能接受。1月4日,袁氏诘问南方议和总代表伍廷芳:“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新政府,并孙文受任总统之日,宣示驱逐满清政府,是显与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背,特诘问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为君主立宪,该政府暨总统,是否立即取消?[40]南北议和一时陷入困境。

张謇没有坐视,“以第三位自任”,于1月10日拟致袁世凯电稿,力图调解。首先,张謇向袁世凯解释南方成立临时政府的缘故:“南省先后独立,事权不统一,秩序不安宁,暂设临时政府,专为对待独立各省,揆势度情,良非得已。”袁世凯因此大动干戈,是不对的。进而,张謇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希望借助军人之力迫使双方接受国民会议方案:“意既出于军人,设南北政府不允照行,军人即不任战斗之事。如是则南北政府得以军人为藉口,可免许多为难。”[41]此时,张謇尚寄希望于国民会议,故有此议。但形势再一次发生变化,1912年1月中旬,南北双方抛弃了国民会议方案,进入了直接逼迫清帝逊位阶段。张謇再次向袁世凯提议,利用军人干政,快刀斩乱麻,造成“宫廷逊位出居之声势”。[42]最终,清帝在军人磨刀霍霍的声响中应声退位。

无论时势如何变化,张謇始终以“第三位”自任,通南北之邮,一方面逼迫清帝逊位,一方面为袁世凯出谋划策。纵览张謇在鼎革之际的政治行为,虽然身处南方,他却对袁世凯的地位估计太高,反而对南方看得太轻。这突出表现在张謇对孙中山的评价上。

三、“未知涯畔”

1912年1月3日,张謇在南京见到了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并与其“谈政策”。但两人的一番交谈,孙中山却给张謇留下了“未知涯畔”的坏印象。[43]张謇虽然担任实业总长,但态度不以为然:“秩序正紊,有何实业也?”[44]2月7日,张謇辞去实业总长:“孙、黄计以汉冶萍与日人合资,书争不得,则告以抵借犹可,合资不可。答约已签,乃辞实业事。”[45]前后仅一个多月。相比于张謇对袁世凯的尽心尽力,不能不说张謇对孙中山及南京临时政府,态度是消极的。[46]为何如此?之前的研究多从张謇与革命派要人的关系着手,当然不错。若从张謇对革命造成破坏的担忧,对建设的急切角度,去理解其“第三位”政治角色的自我定位,或许更能切入他厚此薄彼的内心世界。

张謇对建设的心情从来都是急迫的,但在行动上却是稳健的。他服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理念,力图为“秉政者”与“拥资者”搭建桥梁,甘为人梯,以通官商之邮。张謇尤其重视教育,“今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先养成能办适当教育之人才”。[47]教育是百年大计,更须耐心细致工夫,这必然要求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然而,晚清的国势,“犹处风雨危幕之下,波涛漏舟之中也”。[48]怎么办?张謇只能如李鸿章般,作一个“裱糊匠”。张謇希望清朝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救亡,为此不断请愿,以尽到士大夫的责任。但他绝不会稍越君臣之义的藩篱,最多危言耸听以警告执政者:“我中国神明之胄,而士大夫习于礼教之风,但深明乎匹夫有责之言,而鉴于亡国无形之祸,秩然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49]悲哀的是,清朝的执政者与海内外的革命者都不会给张謇“至于无尽”的和平请愿机会。因清政府自掘坟墓,面对革命风潮的爆发,张謇不欲言、不忍言、不想言:“因鄂变而沿江风鹤之警甚多,然皆意中事。政府造成,无可言者。”[50]但最终又不得不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充分体现张謇在安身立命处风雨飘摇时的彷徨与紧张

在革命成为既定事实之下,张謇考虑到“大局不堪久乱,君主必且启争,不若顺世界之趋势,去专制之积痛”,转变态度,赞助共和,希望重回政治之正轨。张謇并以“第三位”自任,沟通南北,以尽快结束革命,“庶闾阎有乐勤生业之人民,学校有专求学问之子弟”。这是张謇“建议之初意”。[51]为此,张謇联络同志,为南北统一而奔走。在南方,各省纷纷独立,却出现省自为政之势:“南方各省,虽皆宣告独立,然察其内容,事权不一,意见不齐,有未能趋于统一之势。”[52]张謇及其同志拟订政见五条[53],并提出最需要研究的十二件事情,第二条即为“一切建设,宜如何预备。”[54]东南精英为了谋求统一,组织共和统一会,发布意见书,要在七个方面实行统一:宜筹军国步伐之统一、宜谋南北之统一、维持幕府意见之统一、宜谋地方民政之统一、国是及政体之宜谋统一、宜谋领土之统一、舆论之宜谋统一,以避免共和时代的无政府状态。[55]统一的进程,既是共和国建设的内容,也是为了建设新的国家。

概言之,东南精英为了谋求南方尤其是全国的统一,筹集军饷,攻占南京;组织团体,成立政党;谋划议和,调和南北。最终清帝逊位,革命告一段落。[56]然而,张謇对革命破坏的耳闻目睹,令其对革命的前景似很快悲观起来。1911年12月10日,张謇抵达上海,得知革命党人意见纷歧复杂,因而感叹:“破坏易,建设难,谁知之者。”[57]在张謇看来,革命党人只知道破坏,并不是他的知音。南京临时政府前夕,张謇说“破坏之势日甚”。[58]尤其,南方民军对两江师范学校的破坏:“所失仪器、木器甚多。仪器有流至上海者,木器有摧而为薪者,图书册数,触地狼藉。[59]难道民军尚不如残暴的张勋军队吗?即使南方成立临时政府,能够迅速实现秩序的稳定吗?张謇对此保持怀疑:“试反观民国军队之各不相下无论矣,即以财政论,统一之效安在?”[60]其实,张謇在面见孙中山之前,以筹款而言,尚对孙中山抱有希望:“孙中山先生久在外洋,信用素著,又为理财专家。能否于新政府成立后,担任募集外债一万万两,或至少五千万两?”[61]然而,孙中山却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62]无怪乎张謇对孙中山印象不佳了。而民国成立后的现实,愈加让张謇失望:“岂意人事舛忤,兵匪迭扰,外人已易其观听,内政尚瞀于党争,国利民福,未知何日?[63]

可以说,张謇与革命党人的分道扬镳是必然的。革命是重绘蓝图,推倒屋子重建,侧重于破坏,是面向未来的。而张謇的精神是面向现实的,是踏实稳健的:“凡人须站定脚跟,不可随人移转,更不可喜出风头。”如此一来,张謇在政治观念上,其实与革命建国的精神格格不入:“政体固应改革,但不可将国家之基础完全掀翻。国家犹一大器,不可妄动,动则恢复原状难。只可从精神法度改革,则整理自易。”[64]当革命并未带来建设的和平环境时,张謇对革命党人的失望只会愈加强烈,而期待“强人政治”——类似袁世凯这样的强人收拾旧山河,自属必然。[65]此而言,张謇在辛亥鼎革之际,虽然以“第三位”自居,但出于对革命的怀疑,尤其对袁世凯稳定秩序的期待,心中的天平自始即在北洋派一边。

结语

张謇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愈到晚年,愈有清醒的意识。他于1923年编订自己的年谱,在序言中明确说:“夫今之世,非中国上下五千年绝续之会乎!”[66]以五千年为计时单位,以形容近代中国的变化之巨、危机之深,足见张謇视野之广、忧患之深,不愧于开拓者、爱国者的称号。在这个生死存亡的时代,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年正是一个分水岭。对于张謇而言,辛亥年也是他七十三年人生从中年到老年的界标。那么,作为“过渡时代的天下士”[67],张謇在辛亥鼎革之际的出处选择,不仅关系到他本人的事业成毁,更是影响中国向何处走的关键抉择。正如梁启超论过渡时代的英雄人物,国民之所以跟随他们离开所厌弃的“旧界”,去所希望的“新界”,“冒万险、忍万辱而不辞,为其将来所得之幸福足以相偿而有余也”。作为英雄人物,假如不能为国民“择一最良合宜之归宿地”,他们就会辜负国民的信任。[68]结果,张謇顺应了革命大势,赞成共和,以“第三位”自任,通南北之邮,迫使清帝逊位,带领国民走向了民国。正如袁世凯在劝张謇接受勋二位时所说:“鼎革之际,执事最先建议共和,连南北之感情,固民国之基础,论勋授位允洽舆情。”[69]以此而言,张謇的抉择无疑是明智且成功的。

然而,历史的走向,有时是以违背历史人物内心深处的意愿为代价的。张謇本是革命的陌路人,但时势去逼迫他成为革命的伴行者。在共和这条新路上,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对革命派的态度更多是严厉的审视,而对袁世凯及北洋派的态度则充满温情与理解。这突出表现在,张謇对孙中山、袁世凯的不同态度上。之所以如此,当然在于历史积淀的合力。单从政治角色而言,张謇在辛亥南北对峙格局下,自觉以“第三位”自居,沟通、调和南北,其自我政治认同是鲜明的。张謇本来以“通官商之邮”为己任,但随着革命造成南北的实际分裂,他扮演“通南北之邮”的角色,越来越凸显。这既是革命派、立宪派、北洋派在南北对峙下分化组合的体现,也显现了民初政治格局的雏形。其意义不容低估。

更须注意的是,张謇在辛亥大变局中的心曲,不是高亢的,而是思深忧远的。作为“一时之英”,他“最稳健”,以建设新的国家为职志,对破坏有着天然的排拒。但张謇不会抱持“小忠”,固守所谓的臣节,与清廷同沉浮,而是“趋合潮流”,赞助共和,为清帝争取优待条件,尽到昔日君臣之义。[70]然而,在严复看来,以张謇为代表的南方“士君子”,经过辛亥大潮的洗礼,他们的“真面目可以见矣”,进而评论道:“南方学者,果不值一钱也。”[71]郑孝胥则干脆称袁世凯为“乱臣”,张謇等人为“贼子”,昔日的同志变为陌路人。[72]世事人心就是这么的奇特,严复本是“素主新学”的新人物,郑孝胥则是纵横家流,“长于辩论”,最为奇宕。[73]但在革命这面镜子的折射下,在时间这把尺子的测量下,他们的心曲竟然如此的不同。或许,这就是辛亥大变局对世情、人心的终极考验吧。

(作者单位:泰山学院)

参考文献:

[1]《(张謇)致铁将军书》(1911年11月8日),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影印本),第1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469页。

[2]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二),1912年2月12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76页。

[3]例如《张謇汤寿潜郑孝胥合论》,《光华日报》,1912年1月27、29、30日,“论说”,第1版。等等。

[4]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版;章开沅:《张謇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版;〔加〕陈志让(Jerome Chen):《张謇在辛亥前夕政治思想的转变》,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85—2307页;罗志田:《过渡时代的天下士:张謇与辛亥革命》,《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7期。等等。另外,张謇研究中心编《张謇与辛亥革命》(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版),则代表了学界关于张謇与辛亥革命的最新研究,亦可参看。由于对张謇与辛亥革命的先行研究太多,这里只能列出笔者寓目的重要著作,挂一漏万,实属难免。

[5]杜亚泉等著,周月峰整理:《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页。

[6]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144页。

[7]张謇:《致袁世凯》(1911年11月27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2页。

[8]《謇(张謇)致(袁世凯)》,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影印本),第10册,第539页。此电日期,《张謇全集》编者定为1912年1月22日,似误。(张謇:《致袁世凯电》(1912年1月22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308页。)根据内容及电文的韵目代日“养”,应为辛亥十一月廿二日(1912年1月10日),而非阳历1月22日。

[9]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75—176页。

[10]1912年1月,张謇写作《革命论》的初稿。该文实是质疑革命的合法性。参看张謇:《革命论》(1912年1月11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4),“论说·演说”,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207页。1913年,张謇著有《尧舜论》,也有质疑革命合法性的用意。参看张謇:《尧舜论》(1913年),上、中、下,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4),“论说·演说”,第263—268页。

[11]张謇:《九月十六日致彰德袁世凯电》,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99页。

[12]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日记》,宣统三年九月二十日,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729页。

[13]张謇:《致张绍曾函》(1911年11月15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285页。

[14]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日记》,宣统三年十月二十四日,第731页。

[15]《(张謇)致铁将军书》(1911年11月8日),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影印本),第10册,第471页。

[16]《今日可怜之京师》,《申报》,1911年11月14日,“要闻一”,第1张第6版。此电又收录在《美国使馆转交上海电一件》,《宣统政纪》卷六五,附录在宣统三年辛亥十月戊戌后,《清实录》第60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04页。宣统三年辛亥十月戊戌即为十月初四日,阳历为1911年11月24日。亦可见《奏请监国赞成共和文》(1911年11月12日),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66—367页。编者所标日期,误。

[17]张謇:《致沈曾植函》(1911年11月27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294页。

[18]《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1年12月27日写于北京,1912年1月15日收到),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1页。

[19]关于张謇、袁世凯关系,可参看骆宝善:《清末新政中的袁世凯、张謇联盟》,香港《二十一世纪》2006年12月号。

[20]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94页。

[21]程德全:《到苏接篆后上亲贵及政府书》,《抚吴文牍》,祁龙威、周新国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合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22]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日记》,丙辰年五月初六日,第808页。

[23]张謇:《偕朱曼君张詧与袁世凯函》(1884年6月4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22页。

[24]《致袁世凯电》(1911年11月22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290页。

[25]《张一麐致袁世凯函》(1911年11月12日),陈希天供稿:《秋夜草疏图卷(部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吴县文史资料》第8辑,1992年,第91—92页。此虽然张一麐语,实代表张謇及其同志的一般意见。

[26]《杨冀之跋二》(1915年10月10日),陈希天供稿:《秋夜草疏图卷(部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吴县文史资料》第8辑,第94页。

[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页。

[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第304页。

[29]罗志田对政府制造革命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可参看氏著《过渡时代的天下士:张謇与辛亥革命》,《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7期,第96—99页。

[30]《张謇请袁内阁代辞宣慰使农工商大臣电》,《申报》1911年11月21日,“代论”,第1张第2版。

[31]张謇:《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1909年),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1),“公文”,第190页。

[32]具体条文,可参见《择期颁布君主立宪重要信条谕》(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2—104页。对于“十九信条”的评论,可参看日本法学博士市村光惠:《清国宪法评》(续),《帝国日报》,1911年12月3日,“评论”。

[33]《宣统政纪》卷六五,宣统三年十月己亥,《清实录》第60册,第1204—1205页。

[34]彭剑:《十九信条新探》,《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50页。

[35]《啬庵(张謇)致惜阴主人(赵凤昌)》,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影印本),第10册,第567页。

[36]张謇:《复内阁电》(1911年11月27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292页。

[37]张謇:《致袁世凯》(1911年11月27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291—292页。

[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第361—362页。

[39]孙中山:《临时大总统誓词》(1912年1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二卷(1912),中华书局2011年第3版,第1页。

[40]《袁世凯来电》(1912年1月4日发,1月5日到),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上海著易堂书局1912年版,第60页。

[41]《謇(张謇)致(袁世凯)》,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影印本),第10册,第539—542页。拟稿中有“此事与敬舆(张绍曾,字敬舆)密议数次而定”,又据张謇日记,他于1月6日曾与张绍曾晤谈。军人干政的提议,似与张绍曾有关。

[42]《謇(张謇)致(袁世凯)》,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影印本),第10册,第560—561页。《张謇全集》标注为宣统三年九月(1911年11月)。《袁世凯全集》编者则认为张謇此电发于宣统三年十一月上旬(1911年12月下旬),系根据《凯(袁世凯)复国会电》(1911年12月24日)推定。两者似误,根据张謇的政治行为推断,当在1912年1月中下旬。有待继续考证。

[43]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日记》,辛亥年十一月十五日,第732页。

[44]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宣统三年十一月,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45]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宣统三年十二月条,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3册,第135—136页。

[46]章开沅:《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112页。

[47]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3册,第77—78页。

[48]张謇:《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1909年),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1),“公文”,第190页。

[49]张謇:《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1909年12月29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6),“艺文杂著”,第348页。

[50]张謇:《致赵凤昌函》(1911年10月15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279页。

[51]张謇:《再辞勋位电》(1913年1月10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360—361页。

[52]《为革命军筹划三策稿》,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影印本),第10册,第457—464页。

[53]《拟定政见五条》,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影印本),第10册,第441页。

[54]《目前所当研究之事》,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影印本),第10册,第442页。

[55]《共和统一会意见书》(续),《申报》,1911年12月23、24日,“来稿”,第1张第3版。此意见书署名“帝召”,似为景耀月的笔名,待考。不过,此意见书作为东南精英的共同意见,似无异议。

[56]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第232—261页。

[57]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日记》,辛亥年十月二十日,第731页。

[58]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日记》,辛亥年十一月十一日,第732页。

[59]张謇:《致马相伯》,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299—300页。《张謇全集》标注为清宣统三年十一月,即1911年12月到1912年1月之间。肯定应在1912年1月,因提及大总统孙中山也。

[60]张謇:《致赵凤昌函》(1911年12月),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299页。

[61]张謇:《对于新政府财政之意见书》(1911年12月29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1),“公文”,第237页。

[62]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第八章有志竟成”,黄彦编注:《建国方略》,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页。

[63]张謇:《再辞勋位电》(1913年1月10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361页。

[64]张謇:《向南通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及教育界人士之演说词》(1925年6月5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4),“论说·演说”,第606页。

[65]张謇的君宪情结,参见李永胜:《<戊戌纪略>的刊布与张謇的君宪情结》,《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第149—156页。

[66]张謇:《年谱自序》(1923年),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6),“艺文杂著”,第565页。李永胜认为张謇的《啬翁自订年谱·自序》当写于1925年12月,见李永胜:《<戊戌纪略>的刊布与张謇的君宪情结》,《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第154页,注释③。

[67]借用罗志田对张謇的描述,参见氏著《过渡时代的天下士:张謇与辛亥革命》,《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7期。

[68]梁启超:《过渡时代论》(1901年6月26日),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论著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6页。

[69]《袁世凯致张謇电》(1913年1月6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361页。袁世凯的话稍涉夸张,尤以张謇“最先建议共和”一句为最。

[70]《张謇汤寿潜郑孝胥合论》(续),《光华日报》,1912年1月30日,“论说”,第1版。

[71]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911年12月21日,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73页。

[72]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912年2月17日,第1373页。

[73]《张謇汤寿潜郑孝胥合论》(续),《光华日报》,1912年1月30日,“论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