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桐——海门耆旧之冠

崔桐——海门耆旧之冠

沈振元

张謇一贯尊重乡贤，对崔桐敬重有加。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崔桐的族孙崔聘臣训导方以算学受荐于朝，就试译署，将行，属为《崔桐行书自书诗》题卷。张謇在题卷中称：“东洲先生立朝风节著于史传，为吾乡耆旧之冠。”耆旧，年高而有名望的人，“耆旧之冠”，指耆旧中最杰出的人物。

崔桐（1478—1556），字来凤，号东洲，明代海门县人。他是个才子，少员才颖，丽藻名世。明正德十一年（1516）乡试第一名，当时正值中秋之夜，先生在号舍题诗云：“战罢文场笔阵收，客边不觉又中秋。月明银汉三千里，人醉金陵十二楼。竹叶色添豪士兴，桂花香插少年头。今宵暂赴姮娥约，明日蟾宫我独游。”第二年应会试进士及第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学人艳称其事。

崔桐是海门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大人物。他是彪炳史册的名臣，难能可贵，正如张謇所云：“有明一代之史，微先生则吾州几无厕名列传之间者”。他是学养兼深的诗人和学者，也是字如山谷的书法家。正因为如此，崔聘臣将《崔桐行书自书诗》“宝之若球璧”。张謇先生在“题卷”中对崔桐的德、诗、字作简要的评点，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加以具体的申述。

一、德高

古人提倡的圣贤“三不朽”是以立德为核心的，宋欧阳修说：“（圣贤三不朽）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于身者，无所不获；施于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见之于言，又能有不能也。”德之高下直接影响人的立身行事，影响人各个时段的成败。崔桐的德高折射在他人生道路的各个层面。

1. 居庙堂之高，忧国而讽君。

崔桐高中探花后，仕途并不平坦；相反，充满着曲折和风险，众所周知，明代知识分子的处境远不如宋。明王朝实行集权统治，对知识分子采取高压手段，大兴文字狱，文人因一句一字之误被害者不计其数。朝廷还规定“士大夫不为君用者，罪该抄杀”。明初著名诗人高启因不受朱元璋征召，便借故将其腰斩。方孝孺不为明成祖朱棣草诏书，被诛九族，坐死的亲故门生达873人。明中叶以后，皇帝昏瞆，大权旁落。武宗朱厚照的太监刘瑾权倾朝野。崔桐进士及第后，自然想为国家干一番大事，不料遇到武宗皇帝欲南巡之事，崔桐与同科状元舒芬挺身而出，谏武宗南巡，因而遭到惩罚，两人并跪阙下，受杖，夺俸半年。五年后，武宗殁，世宗即位，崔桐因直谏加级。世宗三年，崔桐又因谏议大礼，“复逮诏狱再予杖”。世宗四年，《武宗实录》整理完成，总算了结那桩冤案，进为侍读学士。这两次惩罚，崔桐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然而正是这两次打击，崔桐说出了其他士大夫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做了其他士大夫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显示了他高尚的气节和情操，从而名声鹊起，受人敬重。后出为湖广右参议，督楚学，“风采奕奕，与张文定邦奇齐名”。张邦奇（1483—1544）字常甫，号甬川，浙江鄞县人，弘治乙丑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时人称之为“大雅君子”。刘谨肆虐，他作赋以讽之。论学，他认为“川人性无不善，以圣贤必可师”；论政，“持大体，不苛，议论依忠孝”。历官礼部尚书等。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定。他是明中叶以后的一位名臣，崔桐与之齐名，实在是朝野对崔桐无形的褒奖。累官至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郞。

2. 处江湖之远，保国而为民。

崔桐为人忠介廉静，不苟荣禄，在事必尽其职，是个无瑕可击的忠臣。但他办事方正，势必会得罪一些权势人物，因而一贬再贬，贬入荒蛮之地任职。他在《送季昭贞倅辰阳序》中谈到因“忤时宰之请”而受到百般中伤，被调入辰阳郡任兵备。此地“内控诸蛮，外蔽武陵，岭崖垒嶂，川石盘螺，古称非人迹所履”。因此，许多朋友都警告他，此地危险，劝他不要去。崔桐却认为：“文事武备，吾儒分内事，且前所谓兵备者非科甲中人耶？吾何独难？”他没有被这穷山恶水吓倒，达观开朗，甚至觉得这里山水很可爱：“山虽险而实奇，水虽浩而实凌，兰霍芷馥，民淳士雅。郁郁彬彬，不减名邦善土”。他以之为乐，认为“天下之地无不可居，天下之事无不可集，要之存乎其人焉耳”。他认为，当时的士大夫“病夫无志于民”。“君子之有志于天下者，宁勤公以后私，无昵近以迷远”。崔公的这些思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至今天依然值得汲取、弘扬。崔公不仅有乐为其事的思想，而且有切实的治理方案：“余廉以示之，思以怀之，成以詟之，信以结之，公以主之，断以成之”。因此，多年未结案的案件，一下子令人信服地解决了。由此可见，崔桐的民本思想，存于心而行以成。

总之，崔桐的仕宦生涯是辉煌的，也是曲折的，晚年是失落乃至苦涩的。因严嵩当道，“韬藏未显”，是明智的选择。支撑他一生的是强大的道德力量，他无怨无悔，坦荡地面对一切。他在总结官场生活时用了四句话：“奉职太愚，自处太高，操持太执，语言太直”。可谓“实录”，四个“太”字，和盘托出了自己的不足；然而，正是这四个“太”字，反映他道德境界之高尚，内心世界之纯洁与可爱。他淡泊名利，达观开朗，从容自若，面对各种挑战。《安化莲里道中》一诗反映他贬官赴漵浦的情况，道中山高、溪深、路隘、苔滑，至晚只能宿于“野老家”，真可谓“百里崎岖入漵浦”。但他觉得：“吾辈乘轩食肉尚艰辛，奔逐更有尘下人”。他谪官浙江，他月夜偕泉州子登吴山观西湖，作诗云：“真堪洗烦想，相对一清讴。”退休居家，更将功名消弭于无形，“日杜门以自居，纂言以自娱，足迹不一至城嚣，履公府，陶陶然若于世无所预者。至其子姓族胄使令之属，也莫不循循煦煦无怙势常态”。以致人们“若不知井里之有卿相矣”（曹金《崔东洲集序》）然而，崔桐先生之清操雅望早已深植民心，正如曹金所云：“德与功如公者，天下后世将必有信其人，朔其言而论其世矣！”

二、诗美

崔桐述著丰富，著有《经传类义》二十卷，《两汉完隽》二十卷，《提纲旁览》十卷，《艺林会材》二十卷，《志愚录》十卷，《东洲集》三十卷。他是明代一位重要的诗人和学者。《东洲集》上卷共收录了诗文681篇，其中文125篇，诗556篇（含词32篇），《州志名贤传》云：“宗伯以文章气节把臂何李，当时目为凤麟。”

崔桐应属于“前七子”人物，前七子是明弘治、正德年间出现的一个文学团体，提倡学习秦汉古文和汉魏盛唐的诗歌，反对索然无味的台阁诗和千篇一律的八股文，起了积极的作用。主将是李梦阳、何景明，所谓“把臂何李”，指崔与何景明、李梦阳关系宻切。当时何李名声很大，《明史·何景明传》云：“天下语诗文，必并称何李。能与他们为伍，被人视为“凤麟”，即像凤毛麟角一样稀少而珍贵。崔与前七子的关系确实很好，他在古风《七子叙别》一诗中称：“三年相契托，白日共云骞”“忘形合尔我，眷恋如弟昆”。然而，崔并未进入“前七子”之列，《山茨社诗品》道出了缘由：“宗伯忠介自持，不苟荣进，诗把臂何李，不无相砥之功，故能各肖其一致，独成其所全。今何李号称二杰，俎豆中兴，而宗伯不闻鼎足者，亦有幸不幸欤？”这段文字委婉含蓄，其意有二：一是崔桐与何李诗风格相近；二是他们的文学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何李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一味尊古，忽视了文学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专事模仿古人的技法，使他们的作品成为仿古拟古的假古董。这是崔桐无法苟同的。崔桐对诗有独到的见解，在《叙蒋南泠集》中提出：“诗由心生也”。这可能与弘治、正德年间著名思想家王守仁弘扬陆象山的心学有关，当时有许多人赞同王守仁的“心学”。李贽认为，道不在禁欲，而在于满足人们的需要；在学文方面提倡“童心”，认为天下至文皆自童心，童心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崔与蒋氏谈诗，强调“黜靡就朴，遗俗追古”。很显然，这里的心指思想，古人认为“心之官则思”；思想又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因而诗是现实生活在诗人头脑中的反映，从“心”出发，无论是言志、言事，还是抒情都能顺利进行，思想境界之高低决定诗之优劣。“诗有大家实原妙识”。他赞赏蒋南泠：“高才逸韵，回轶等俦，且林居积素，襟抱洒然，有如玉壶秋月，绝无埃翳”。

崔桐先生在诗论方面与前七子的观点有明显差异，在诗歌创作方面与前七子有相似之处，同时又保持自己的特色。张謇先生认为崔诗“雅近大复”。大复即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号大复，河南信阳人，弘治十五年进士，授中书舍人，以忤刘瑾，坐罪落职，正德五年，刘瑾伏诛，起复故官，累官吏部员外郎，陕西提学副使，著有《大复集》。何与李梦阳齐名，但他们的文学主张不尽相同，《明史·文苑传》云：“梦阳主模仿，景明主创造”。崔诗雅近大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诗从心出，贵在创造。崔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诗有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还有乐府十八首。仅有两首仿唐诗，如《秋夜歌拟王勃体》《暮秋归兴歌二首拟孟浩然体》。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崔桐善于汲取民歌的营养，创造了短小精炼，质朴动人，自由活泼，不加雕饰的乐府，其中有曲、弄、词、三叠等形式，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桑妇词》：

少小嫁郎君，姑教著短裙。

采桑事蚕织，机上锦如云。

云锦入官家，篝灯夜绩麻。

明年桑叶长，未采已成嗟。

采桑心独苦，泪湿桑中土。

这首词短小精悍，质朴清新。通过桑采女的泣诉，真切地反映当时劳动妇女的社会地位及遭受多重压迫剥削的不合理现象。

（2）直面现实，关注民生。前七子生活在太监刘瑾等八虎专权时期，在政治上他们敢于与宦官集团斗争，也写过一些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如何景明的《步晏行》，描写徭夫的痛苦和官府的残酷，“一年征求不少蠲，贫家卖男富买田”。在对比中让人触目惊心。崔桐一向关注民生，写了许多让人动容的诗篇，《已亥服方阕又七月三日飓潮丈余海门以东人产盪尽悲感六首》是一组现实主义的不朽之作。作者以哀伤沉痛的笔调具体描绘大潮将海门县城东部“人产盪尽”的惨痛场面：“万民葬鱼腹，百里化龙门，洒血悲亲友，无人问子孙”。大潮涌来时，只见“儿沉父莫救，夫失妇空号”的惨状。潮退时，“潮回无绿野，禾稿尽黄云。夜哭喧新鬼，孤行梦故群。耒锄农失业，鸡犬野无闻，皓首时东望，沾巾对落曛”的哀伤。作者还用“当路老”“残喘者”“皓首”的语言，说出了灾民的痛苦与祈盼，同时也道出了作者的痛苦感受。作者已不是一般旁观的诗人，也是一个当路老人，也是一个延口残喘的灾民，也是个热切盼望救助的白发老人，作者的思想与灾民融合在一起。他描述的是真事，抒发的是真情，这是这首诗具有震撼人心力量的根本所在。灾后，作者赴京求援，通州的一些领导人为他饯别，崔公的心情依然不能平静，席间赋诗：“惜别沾芳宴，深情系故乡”“近日多民瘼，劳君重感伤”“问灾愁转剧，把酒意仍慵”。可见民生在他心中的分量。

（3）清雅为美，俊逸为趣。何景明与崔桐学养深厚，侵风匹雅，含骚俪选，遐追汉魏，俯视六朝，温淳典雅，丰容色彩，靡不备举。在诗歌创作中则以清雅为美，以俊逸为趣。崔桐先生热爱家乡，他的《西园十景》反映家乡之美，如《撷芳迳》写园中之路，两旁鲜花盛开，香气袭人，经过此路，似乎可以采撷到满盘馨香，“采采盈全盘，所思聊可赠”。雅而不俗。又如《静风亭》：“高斋肃以闲，可以屏嚣氛。涟漪睇浮鲜，碧落送归云。栖心境寂寂，万有何纭纭。意协已忘言，日乡羲皇君。”结尾点题，身处青幽之境，好像在羲皇时代，无忧无虑。他在《崇德楼八景》中，彰显家乡之德，如《南山献瑞》：“不度昆仑迥，言栖君子乡。何当隐沦者，栽竹万琅。”反映家乡是清雅的君子之乡。又如《桑梓清阴》：

幽寻君子庐，桑梓阴可息。

春言谁之遗，所生手自植。

玉树交清辉，缥枝连秀色，

深培泽自余，可以考明德。

诗人以种桑利人一事，可以考证海门人的道德水准，进一步肯定“君子之乡”的美称。在咏物诗中，这种追求清雅俊逸的美学观念尤为突出，请看《红梅》：

爱女清仍丽，何夸桃李姿，

占春初动处，留艳半开时。

香曳含风蕊，光摇带雨枝，

谁嘲玄尚白？索笑未嫌迟。

这首五律，既写梅的清丽，又写它的俊逸，“香曳含风蕊，光摇带雨枝”一联对仗工整，写尽梅香艳风姿，还有谁去嘲笑它后来变黑变白呢？之后人们还可以找到令人欢笑的东西——梅子。正如毛泽东在《咏梅》诗所云：“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三、字秀

崔桐是诗人，也是一位书法家。《东洲集》是他用行书把它抄录下来的。自然格外珍贵，他的族孙“宝之若球壁”。

张謇先生称，崔桐“书法出入山谷”。山谷，即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人，宋英宗四年进士。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也是大书法家，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北宋四大家”。黄庭坚书法博采众长，行书凝练有力，结构奇特，结体中宫紧收而外围宽博，用笔左右纵横，如摇双橹，“中流飞舟，长棹击浪”。几乎每一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并尽力送出。黄氏书法尚韵味，结体舒展，取纵势，气势开张，挥洒自如，给人以精神饱满，气势贯通的感觉。草书单字结构奇险，章法富有创造性，经常运用移位的方法打破单字之间的界限，使线条形成新的组合，节奏变化强烈，因此具有特殊的魅力。所谓宋人尚意，就是指宋人在运笔，结构等方面变古法，追意境而言的。黄庭坚与苏轼一起将宋代书法的人文意气推向高峰，成为北宋书坛杰出的代表和一代书风的开拓者。

崔桐行书秀美，酷似山谷，表明他学山谷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的书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山谷的用势、用意、创新等方面，崔无法企及，他学黄庭坚书法只能处于“形似”的阶段，无法进入“神似”的境界。这大概就是崔桐书法“出入山谷”的状态。其实也是一般学书者的“常态”。书法其实是一项高雅而复杂的技艺，学问很深，正如《书谱》所云：“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如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可见学书之难。余尝观赏唐书法大家禇遂良、元书法大家赵孟頫临《兰亭序》，不仅与原作有异，而且都带有各自书作的特色。可见要做到“形神逼肖”似乎是不可能的，岂独崔桐哉！

（作者单位：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