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思政视域下  再探张謇师范教育观 ——以通州师范学校为例/吴开宇

课程思政视域下

再探张謇师范教育观

——以通州师范学校为例

吴开宇

张謇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师范教育思想，他极为重视对师范生的培养和教育，认为教育之本在普及，普及之本在师范。他从爱国主义角度明确指出：“欲雪其耻（国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

张謇的师范教育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注重学校内涵建设，倡导优良校风学风；二是重视学校师资建设，构建教师激励机制；三是严格学校教学管理，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四是多渠道筹措学校经费，努力提高办学效益。

从教育教学的角度来看，在通州师范学生的教育上，张謇主要实行养成教育。养成教育不仅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生活习惯以及学习习惯，更包含了对学生道德品质方面的培养。主要针对学生的日常行为，与其他的教育方法进行结合，进而正面引导学生，最终达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

目前，“课程思政”不仅是国内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热词，也是教育发展大势所趋。“课程思政”一词，最早源于2014年上海某些高校的实践探索，目的是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孤岛”困境，尤其是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其他课程间存在的“两张皮”现象。随后，课程思政从在上海高校试行发展到在全国实施推行，自从习近平在2016年全国高校政策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政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课程思政”大格局基本确立，即学校所有教学科目和教育活动，以课程为载体，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将思政渗透、贯穿教育和教学的全过程，助力学生的全面发展。“课程思政”本质上是一种教育理念的体现。华东师范大学邱伟光教授曾这样阐释“课程思政”：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这就点出了课程思政的育人特质“全面渗透、润物无声”。在当下课程思政视域下重新审视张謇师范教育观，就会发现在张謇的师范教育观里思政元素特别明显，很多在他那个时代的教育教学举措，对当下的学校教育教学依然有着极强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1. 追求全面发展，尤重品德教育

在通州师范创立之初，张謇就明确提出“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之大纲。”1902年，他在《师范章程改订例言》中讲到：“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之大纲，而我邦之缺憾。师范造端教育，责任匪轻，故尤兢兢于国民教育、奖劝实业，及师范体操以兵式为主之章程。”他旗帜鲜明地表明其教育目标是使师范生在思想品德、扎实专业知识、强健体魄三方面获得全方位的发展。他提出这个设想作为办学宗旨，一方面要求师范生吸收西方先进的新文化和新知识，另一方面还须保留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情操。该办学宗旨的制定与张謇在通州师范礼堂题词相互印证，题词内容为：极东西万国推崇为教育大家，先圣亦云吾学不厌诲不倦；合周秦诸子受裁于狂狷一体，后生有志各尊所闻行所知。可见，张謇认为中西融合，加之取长补短，方能相得益彰。而在“思想、知识、身体素质”三项中，“思想”列在首位，亦可知张謇对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视程度。

张謇要求通州师范培养的学生必须一改过去的文弱书生之风，承担起造端新人的任务。张謇所强调的思想品德教育主要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和学生品行修养。他要求师范生做到“忠实不欺，坚苦自立”。师范生日常除了刻苦学习，还必须自己打扫教室、整理食堂，养成劳动习惯，张謇还在学生中大力提倡节俭，将当时通州师范的伙食由初定的每饭三荤三蔬减为一荤一蔬。张謇本人在校就餐时与学生共餐，学校负责人和管理人员乃至他10岁的儿子也与学生吃同样的饭菜。张謇还提倡师范生勤工俭学。1910年，他曾亲自带领通州师范学校的学生到军山、剑山植树造林，名为“学校林”，将两山树木的收益作为通州师范的校产。

张謇实施的养成教育，很好地体现了课程思政“隐”的特性，在潜移默化中，在教育活动中渗透德育。“立德树人”的“德”所包含的内容，既有世界观、人生观等“大德”教育，也有遵纪守法、文明礼貌等“公德”教育，执业规范、行业标准等“职业道德”教育，尊老爱幼、邻里团结等“美德”教育。相较张謇的师范教育观，课程思政对“德”的要求，内容更丰富，层级更清晰，标准更明确。

2. 改革课程设置，尤重实践教学

以通州师范学校为例，分析其课程设置，就会发现从科目种类上看，其最初的课程设置，基本以当时日本的师范学校为蓝本，共开设伦理、教育、国文、历史、地理、算术、理化、博物、图画、日文、体操及师范生的实习等课程。然则，在具体课程安排上，并非全然模仿，而是基于中西汇通的基础，充分体察本校情形进行再创新。课程设置中既有国文、历史、伦理这种传统型课程，以便学生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其次，作为师范类学校，还针对师范生开放了教育、日文、教育实习等西方课程，关注学生对教学方法、心理学及教学语言的运用及掌握。除此以外，通州师范还开设带有选修性质的随意科目，以供学生毕业后有意向继续深造的学生选修。学校章程规定“通州师范学校随意科为政治经济学、农艺化学、英文三科，听愿习者自量。”为积极配合学校带有创新性的课程设置，学校还先后建工科教室、农学教室、农场及博物苑等设施，由此，师范生的课程培养更加多元化和专业化。

试将通州师范学校本科和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课程安排表进行比较：

对照表1和表2，可以发现，遵循学堂章程中对师范学校的课程规定，两所师范类学校组织课程的设置基本一致，但在课时安排上却有所不同，例如通州师范在伦理和算学的课时数要远远高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课时数，而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在体操的课时安排上略多于通州师范，在外国文的课时数上则远远多于通州师范。而通州师范的创新之处在于师范生教育实习的安排，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并未对此作出详细地规定。由此可知，通州师范率先意识到实践教学对师范生教育的重要性。1906年初，张謇在通州师范校内西北楼设立附属小学，作为首届本科毕业生的实习基地，以供毕业生教育实习。张謇明确要求师范生最终一学期必须到附属小学实习教育，且实习成绩纳入毕业考核。自此，通州师范学校培养的师范生，都以实习的身份提前进入小学课堂，在丰富的教学实践中，得以实现育人效果的最大化。张謇强调：“师范数载之教养，备战具也，修战术也；附属小学之实习，战事之经历也。”他非常重视理论和教学实践的有机结合，要求师范生“知实践，务合群，增阅历，练能力”。除了附属小学这一固定的实习基地，为适应学校博物教学的需要，他于1905年在校西兴建了植物园，同年扩建为我国最早的博物馆。同年秋又于校西南开辟农场，并将农业作为学生的必修课。

而课程思政，主要依托、借助各类课程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将思政内容融入具体课程，将思政铺开至培养全过程，大大拓展思政教育的宽度和深度，进而推动思政教育向全时段、全场景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主要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活动来实现，也必须落于实践。因此，课程思政理念下的课程改革，首先，也是从课程设置开始，需要建立系统化、互补式的课程体系，这就得以在全教学领域有机融入思政元素；其次，要注重打通学校与社会连接的思政教学场景，深入挖掘实践教学的思政功能，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习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在课堂之外构筑学生认识社会、服务社会的成长新空间。

3. 打破课程壁垒，尤重协同育人

以通州师范的体育课程为例，由“武备”一词，就可看出张謇对学校体育课程的重视程度，张謇认为，强身方能健学，因此，为丰富和拓展学校的体育课程，通州师范曾陆续将拳击课、田径课、兵式操练及各种球类活动添加到课程培养中，并为此专设体育部，邀请具有国外体校留学经验的教师担任部长，并对参加体育运动的学生实行相应奖励政策，规定：运动门类暂以赛跑、铁杠、撑杆跳、跳栏、掷球五者为限，各运动员可自认定一门或二三门，由甲、乙、丙三组组长查明报告运动部长，专一练习。”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体育课程的发展，更促进了师范生的全面发展。在历年的体育赛事中，通州师范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1916年，在江苏省立第七中学运动会上，张謇谈到：“谋学生体力与智力之平均发达。人类之生存固待有智力，然体力不足，则精神受其牵制。”“学者将欲养成强毅勇敢之体力，乃能发挥其智力，故身体与精神必求平均发展，不能有所偏枯。”张謇认为，运动会能从身体和精神两方面促进学生的健康，运动会上的“动作进退”可以考察学生所受教育效果如何、自治精神如何、“不竞意气，不好小勇”的器量如何。

1923年，张謇在《论新教育之黄任之函》中谈到：“中国教育之为道，使人知伦纪与德行艺三者而已。”“艺非德行，体薄而不立，德行非艺，用狭而不行。不立不行，则才不足，而人之恃以为生者不周。”“故德行必兼艺而重，而艺尤非德行不行。”

张謇在其教育实践中，无形中已经实行了课程融通，即以主课程为核心，融合其他课程，实现全方位育人。以体育课程为例，不仅在课程本身，体现了多元性，更体现了体育课程与其他课程的有机融合。体育课程与其他课程互为补充，相互结合，共同承担着育人重担。毛泽东曾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提出：“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体育课程，不仅是提高学生个体身体素质的直接手段，同时又是培养学生吃苦耐劳、遵守纪律以及拼搏精神的重要途径，更是培养学生公民意识、社会能力的实践平台。以运动会为例，诸多实践活动，不仅是体育课程的重要组成，更融入了诸如国文、数学、历史、艺术等多个课程的教育教学内容。体育本身可以说是一种国际语言，人们甚至不需要翻译，不需要解释，就可以在体育场景下自由交流。所以，体育课程本身就拥有非常适宜的课程思政土壤。在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中，学生不仅锻炼了体魄、锤炼了意志，熏陶了情操，更在这样的活动实践中，增强了团队意识、奉献意识、荣誉意识、国家意识等多重意识，提升了思维素养、人文素养、职业素养，交际素养等多重素养，培养了抗挫能力、合作能力、赞赏能力、竞争能力等多重能力。

而课程思政是将各类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资源融入教学中，在教学中展现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培养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课程思政不是孤立或者割裂的，而是将思政元素融入教育教学的各环节，并且这种融入是循序渐进地融入，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形成的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隐性”教育教学效果。而思想道德素质的养成，又是一个持久且易于反复的过程，需长期施予影响与引导，这就更需要打破课程壁垒，课程融合互通，实现协同育人。

4. 提升课程师资，尤重校本培训

张謇在通州师范办学之始，就对学校的师资配备非常重视。张謇认为决定学校质量好坏在于教师，他把求师作为先导来对待。由于许多新课程国内教师一时难以胜任，张謇就大胆地聘请外教。张謇曾与罗振玉交往甚密，并在癸卯东游时与日本的师范学校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为他后来在通州师范聘用一批日本教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04年，清廷颁布的《奏定学务纲要》中对教师的聘任曾明文规定：“省城师范学堂，或聘用外国人为教员，或辅之以曾学外国师范毕业之师范生。外府师范学堂，则只可聘在中国学成之师范生为教员。”值得一提的是，通州师范无疑属于外府之列，理应无权聘请外籍教师。然而，由于张謇的身份地位和社会影响，使得通州师范成为特例，通州师范不仅聘请了外国教习，而且人数之多足以与省城学堂相匹敌。对于传统课程，张謇也相继聘请了许多国内著名学者任教，如王国维、陈寅恪等。而且，张謇还对通州师范的教师群体进行定期考核和审察，对于不能胜任的教师，则及时予以剔除，以此确保师资队伍的良好水准。

不过，张謇认为聘请外国教习，是办学过渡阶段的一种不得已的借鉴手段。他始终认为改革教育的基本之法是在传接本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促成中西汇融的具有本国特色的新教育的形成。因而，他强调：“自学记师范实验之不传，教授管理不得不借才于异域。其所以必借之义，盖将借其考求所得之实际，以证我之理想，以复明我二千年前之教育不注眼于文字也。”与此同时，张謇也清晰地认识到，中国新式教育要想获得成功，必须从根本上依靠本国师资力量，要重视对自身学校师资的培养。因此，通州师范在后期对学校的教师聘任制度进行深化改革，以自身培养的优秀师资逐步替代创校初期的外籍教师。张謇主要通过派遣学生至国内外高等学府深造和选拔优秀毕业生留校边工作边进修成才等方法，培养出一批本校人才，顺利解决了本校的师资问题。在通州师范自培师资的过程中，涌现了一批优秀教师，如于忱、顾怡生、李元衡等。

当下“三全育人”（全员、全程、全方位）思政格局已经形成。“三全育人”的“全”，一是在教育主体上从“单”转向“全”。将育人职能贯穿全体教师工作始终，实现“教”与“育”融合贯通，实现全员育人。二是在育人过程上从“分”转向“合”。将育人工作贯穿到学生学习各阶段，覆盖到全校各班级，融入到学生学习生活各方面，实现全过程育人。三是在育人空间上从“点”转向“体”。育人工作要实现由“点”到“线”、聚“面”成“体”，实现“面”“面”俱到、多“体”联动，思政课程和各类课程同向同行，线上线下正向互动，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场衔接整合，实现全方位合力育人。总而言之，“全”是关键。实施“三全育人”教育改革，必须聚合校内外各类育人资源，实现育人主体、时间、空间三个维度的有效协同，形成人人、时时、处处育人。

因此，这就对广大教师育人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习总书记指出：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本。他曾对思政教师提出过统一标准：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这些要求同样适用于全体教师。“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尤其是当今智能时代，学生的灵魂塑造与精神培养更为重要，毕竟知识可以更新，灵魂不可更改。这就要求教师必须专业素养、职业素养、政治素养、人格素养一体化发展，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课程思政下教师群体如果要做到内外兼修，教师个体由内而外的主观能动性自然是关键，但客观因素也很重要。由外而内的培养提高也很重要。张謇师范教育中的师资自培，某些方面，与现下的校本培训趋于一致。校本培训，既能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又能促进学校的长远发展。无论是对外取经，还是内部挖潜，校本培训都着力于本校发展，着眼于教师综合素质的提高。

综上所述，在课程思政视域下再视张謇师范教育观，很多课程思政元素，其实早在张謇的师范教育观里就有所呈现，甚至在张謇师范教育观中还可以看到“三全育人”理念的雏形。由今思古，也是审古视今，张謇的师范教育观，跨越百年，依然对当下的教育教学，有着启迪和借鉴意义。其中，以德为先、以行养习、课程融通、校本培训等举措，既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更是教育本质的体现。

通州师范学校作为全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民立师范学校，在它身上，张謇既倾注了大量心血，同时，也得以实现自己相对成熟的师范教育理想，为当时乃至后来的师范类和非师范类学校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物质与精神的滋养。囿于时代，张謇的师范教育观也有明显的不足，如男女不同校，外籍教习的来源相对窄狭，过度要求服从，强调校规校纪，缺乏自由民主精神等。但在“育人”这一教育根本上，张謇对师与生的同步培养，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当下的教育，再先进，再多元，无一不是在前面的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现代教育，对于优秀的传统教育理念，优秀的外来教育理念，都可以学习和借鉴，但最终都应该转化成现代教育的营养之一，从而形成自己的教育。课程思政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既有传承性，更有创新性。

（作者单位：本会）

参考文献：

[1]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M].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2]张孝若，张季子.九录教育录[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

[3]瞿卫星.论张謇的师范教育思想[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

[4]曹炳生.张謇与通州民立师范学校（上）[J].教育研究与评论，2018（1）

[5]曹炳生.张謇与通州民立师范学校（下）[J].教育研究与评论，2018（2）

[6]陶涛，常生.张謇的体育思想及其时代价值[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