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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才子赋新诗  淮海文章仗主持  ——谈谈张謇与“江淮五才子”/沈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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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振元来源: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com

建安才子赋新诗

淮海文章仗主持

——谈谈张謇与“江淮五才子”

□ 沈振元

19179月,顾锡爵病逝,张謇作《挽顾延卿(锡爵)》:

昔年乡里推同辈,周顾朱张范五人。

旗鼓颜行差少长,风云旅食各冬春。

君甘颓放成聱叟,世与遗忘作幸民。

曙后一星余我在,怆怀葭埭绝车轮。

诗中的“周顾朱张范五人”,就是当时的“江淮五才子”,分别指周彦升(家禄)顾延卿(锡爵)、朱曼君(铭盘)、张季直(謇)、范肯堂(当世)。他们才貌相当,难分伯仲,只有年龄少长之别。民国二年,范鎧编写的《南通县新志·耆旧传》也提到周顾朱张范“自弱冠即结深契”的事。他们的发展状况不尽相同,朱、范早亡,张中年后专意于农工商诸业,独周、顾“以文字老焉”。他们“风云旅食各冬春”,但情谊深厚,“蛩相依”,令“艺林争羡”。在学术上,他们均以朴学齐名,近代诗人、学者汪国垣先生将他们列入“江左诗家”。汪先生在《汪辟疆说近代诗》一书中称,“此派诗家,既不侈谈汉魏,亦不滥入宋元。高者自诩初唐,次亦不失长庆。迹其造诣,乃在心抚手追钱、刘、温、李之间。故其诗风华典赡,韵味绵远,无所用其深湛之思,自有唱叹之韵”。

“五才子”是乡里人推崇的五位青年才俊,既不是社会组织,也不是学术团体,犹如今天的一个小小的“朋友圈”。他们才华横溢,魅力四射,能量很大,在江淮地区颇有影响。张謇在《万物炊累室类稿序》中描述了他们的军旅生活:“诸人从吴公,自江宁而山东,而朝鲜,而奉天,聚处一军,以文章义理相切劘,辨难纵横,意气激发,极朋友之乐,而未尝有厌薄之思。”真可谓“得友天下士,旦夕相过从”。张謇与他们过从甚密,对他们的特点了如指掌,称周家禄“倜傥有节”,朱铭盘“瑰奇逸宕”,顾锡爵“朗朗高趣”,范当世“明白公理”,他对自己未作评价,但他是“五才子”的核心人物,周家禄作诗称:“建安才子赋新诗,淮海文章仗主持。”这自然让人想起建安七子当年的风采:“纵辔以骋节,望路而急驱”“慷概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建安“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张謇才识超群,周家禄喻之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是江淮五才子的代表人物。

周家禄(18461910),字彦升,一字蕙修,晚号奥簃。他是五才子中的老大,祖籍浙江山阴(绍兴),南宋时流寓浦阳,后迁居崇明,再迁通州之西川港沙,占籍海门厅。自述先祖务农,“十四世皆种田食力,间读书应举”,其祖父周志为“貤赠”(古代受爵赏而欲移赠)儒林郎,然家境贫寒,从师常“贫不能具修脯”。

1. 翘才露颖,名声鹊起

家禄聪颖好学,“自为儿时不好嬉戏,诣戚友必挟书自随。”咸丰十年,太平天国军等占领江南,前大理寺卿、江苏学政李联琇避乱川港。一天,李闲来无事到乡间散步,走进一村塾,见塾师案头有学生作业,便随意翻阅,见《牵牛花赋》,十分惊奇,大加赞赏,定要见这位学生。他就是周家禄,才十五岁。从此,李公对家禄特予青睐,他不仅可进入李公家接受指导,而且可与大师互相酬唱,聆听教诲;李公还把自己珍藏的典籍送给家禄,家禄遂学业大进,名声鹊起。同治三年(1864),补厅学生;旋,补廪膳生;九年(1870)科举优贡生,朝考用教职,授江浦县训导。周在《百感》诗中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十三弄柔翰,十五赋诗篇,二十穷经术,心追秦火前。戋戋不自量,欲夺服郑筵。其志虽未果,其书如云烟,廿六始求名,跃马幽与燕。眼中天下才,扰扰金台边。”可惜,以后的多次考试,总是“好春偏放别枝花”,幸运之神已不再眷顾这位才子了。

2. 相期鸾凤,光耀明廷

同治十年(1871),张謇始识周家禄,与为友。张謇觉得两人差距很大,“君长余七岁,方余弱冠始识订交时,君以文采声名踔越州乡;余苦系讼求脱,皇皇吏胥之间,暇理举业以自振拔”。周家禄却十分看重这位新朋友,作《与张树人育才订交喜赋》:

我年二十五,长汝才七龄。

赧颜为汝兄,倾倒不在形。

秋风吹敝裘,顾我长眉青。

读书眼如炬,快论新发硎。

四始有妙义,故训久沉冥。

安得匡鼎说,豁若启重扃。

贱子不自量,解诗别畦町。

风以国为纬,雅以世为经。

多持传笺古,决破章句熒。

君见盛称许,谓如寐得醒。

古书浩烟海,助我采芳馨。

但令义完美,不厌辞畸零。

感汝用意厚,吾道免伶仃。

相期为鸾凤,振彩耀明廷。

这首诗情谊真挚,表达了对友人的赞赏和对未来的期盼。

同治十三年二月,张謇应孙云锦之约赴江宁发申局任书记(秘书),“临行戚戚”,家禄又作诗劝慰:

君有父母我扶持,君有兄弟我埙箎。

秋风归娶手牵丝,江山拜献孝子诗。

劝君且去莫嗟咨,鲲鹏变化会在兹。

此诗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责任担当和体贴鼓励。

张謇对家禄亦敬重有加,视之为“师友”,他在《寿愷堂集序》中称赞家禄卓越的才能:“余以幕务旁皇亟肆,君才敏事理应若有余;遇感同赋,稿辄先脱。胪情托讽,豪健多君,君亦谣吟自喜,屡而无疲也。”

3. 行为君子,言为文章

周家禄笃于内行,事亲敬孝,对伯叔兄弟敬爱有加;对戚族中的贫困者,每年都有赡济,即使自己经济困窘,亦毫无吝啬怨悔之态。光绪十七年以后,他基本上在家“奉母闲居,躬耕海滨”。光绪二十年,他在贫困中发起集资捐建川港费孝子祠,倡行孝道。他为人真率,与人交游,无矫饰之态,俦人广座之中,或有不合意,则倚坐不语;然性善饮酒,几杯酒下肚后,则清辩滔滔,锋不可挡,豪情感激之气流露于不自知之中。为生计,曾奔走游食于高官名帅幕中,“未尝以荣利自为”“亦不斥讦责人以为名高”。他“凤裁峻逸,绝不干预世俗,专心一致于文字”;轻视功名富贵,认为“功名石火光,富贵如云浮。”

周家禄的业绩在文教。顾锡爵认为,周家禄亲承叶涵溪、李小湖等大师教泽,“文有师法,其无韵之文,隽永如魏晋人;有韵之文,上通于骚人之清深。”即使百年之后,“必有爱慕君文,推为正始之音”。他博通经史,著作等身,凡十三种,一百零二卷。张謇也十分赞赏他的诗文,“文或屈郁纵宕而尽其旨,或妍丽博赡而振其华;至其为诗,若春条扬花,谷泉送响,风日会美而林壑俱深,其殆有会于丝竹之音者多也。”

家禄热爱教育事业。他历署丹徒、镇洋、荆溪、奉贤等县训导;历主师山书院,湖北武备学堂、白华书塾、南洋公学讲习(院长)。他对教育有独到的建树:一是力主改革。认为“嘉、道以前,人才科举而已;咸、同以后,人才捐纳而已。”“非广开学堂不足造人才,非大变科举不足得人才。”二是倡导西学。主张对西方的校规“参互考订,博采兼收”“博考西书,择善而从”。三是提倡艺学。强调“习西学者,必举水、火、光、气、声、电、物化、矿务、铁路、军械诸艺,各专一门,而引其端于算数”。这些见解,切中肯綮,难能可贵。

由于时代的局限,周、张二位才子未能“振彩耀明廷”,但他们都有功于国,有益于民。他们如一双鸾凤,在江淮大地上施展才华,一位成了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一位成为中国近代的诗人和文史学者。他们都是值得后人敬重和学习的榜样。

顾锡爵(18481917),字延卿,如皋葭埭人,清末文史学者,情趣高雅,世称“尚洁先生”。

顾是张謇最早结识的朋友之一,《啬翁自订年谱》载:同治八年(1869),“识如皋顾延卿(锡爵)、仁卿(锡祥)、陈子(国璋)、黄少轩(毓麟),通范铜士(铸),铜士后更字肯堂,更名当世。顾、陈、黄并同案为县生员,与为友”。张謇于上一年在如皋考中秀才,却随即遭遇“冒籍风波”的牵累,不仅家庭经济陷入困境,而且思想上受到沉重打击。在困顿中,正是这些朋友给他送来了温暖和慰藉,为他增添了克难前行的勇气和力量。同治十年(1871),陈国璋赴四川谋生,临行前作《寄张育才海门》:

相逢不易复将离,远道飘风共此时。

淡处论交如白水,才人失意有歌诗。

世情未厌秋云薄,客路生增夏日曦。

莫向成都问动静,高枝终待凤凰栖。

七律赞美了他们之间纯如“白水”的友情,激励友人不要失望,不要气馁,坚信“高技终待凤凰栖”。

陈国障与顾锡爵是同乡,又是同道,他们互相唱和的诗作比较多,为我们了解顾锡爵提供了一个窗口。光绪十三年(1887),陈作《为延卿题故乡图》三首,其一曰:

意气居然盖九州,飘扬书剑赋登楼。

故乡烟树浓如此,举足能无万里愁。

上联写延卿书剑飘扬登楼赋诗的雄姿,彰显其“盖九州”的气概;下联写延卿远游时对故乡的热爱与依恋。

延卿与张謇的交往很多,但在张的诗文中着墨甚少,《挽顾延卿(锡爵)》是张謇诗集中仅见的一首,这首悼亡诗的作法有点别致,挽诗一般总是赞颂死者的人品和业绩,抒发哀痛之情。而这首挽诗,不只是哀悼延卿,也哀“江淮五才子”众星之寥落,亦抒发作者“曙后一星”的悲凉。对逝者的评价尽在颈联:“君甘颓放成聱叟,世与遣忘作幸民”。作者对老友采取似贬实褒的手法,勾勒了暮年顾锡爵的两个侧面:一是看破世事的“聱叟”,唐代道家学者元结,字次山,自号“聱叟”,他在《自释》中说:“彼诮以为聱叟者,为其不相从听”。作者称顾为“聱叟”,刻划了一个听不进别人意见的“倔老头”的形象,显示了延卿疾官邪、轻爵禄的“傲气”。二是遗世独立的“幸民”,古人常以不遇祸为幸,正如黄庭坚诗云:“醉乡乃是安身处,付与升平作幸民”。顾晚年颓丧嗜烟无心于世事,因而成为“世与遗忘”的“幸民”,彰显延卿超脱、淡定的品格。

延卿人生的辉煌期大概在壮年时期。光绪十七年(1891)夏天,延卿随驻外大臣薛福成前往英、法、意、比四国,任薛福成的首席秘书。临行前写了一封信给张謇,信中“无常人离别可怜之色,有丈夫慷慨报国之风”,令张謇“循诵增叹”。当时张因多次会试失败,心绪不好,对顾未作具体评价。那么,我们如何评价顾锡爵呢?只能借助他人对顾的评述。

陈国障很有才气,张謇未把他列入“五才子”之列,而如皋进士沙元炳则将其列入“五才子”,他在《舟中读紫珊(国璋的字)湘汉“宾蓬集”漫题其后》:“菰芦间气数吾乡,范顾朱张各擅长。此老风流分一席,当时歌咏迈三唐。江湖觅食才犹健,欲博逃名晚更狂。后有虞上编亥集,姓名犹幸附同光。”顾锡爵与陈有许多相似之处。陈的学生宗孝忱作《陈子先生诗序》。因宗曾亲承顾的教泽,在“序”中将两先生的事迹合在一起,现抄录如下:

吾邑前辈以文学知名当世,历游名山川,与一时魁杰之士相往还,虽曾参与大幕,未尝汲汲于利禄,意有不适辄退而修于家,殷殷以提掖后进为志,抱残守阙、不惜以老儒终者,莫如顾锡爵延卿、陈国璋子两先生。两先生既老,孝忱犹及亲 炙 于左右。顾先生居东乡葭埭,偶入城,寓居北东岳庙中。闻孝忱志学甚笃,召而与语,每侍坐,半日默默相对无一言,有时惜予生之晚为欷歔不置知己之感,盖莫深于此矣。

由于宗孝忱能“亲炙”于先生左右,所以他对两位先生的思想、行为、品格表述得如此准确,让我们看到了两位富有个性的先贤。

朱曼君、张季直、范当世是五才子中年龄较小的三位。他们年纪相仿,志趣相投,也更富有朝气。光绪六年(1880)三月,张謇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后于十八日“出门”,与朱、范同赴江宁。二十日,舟行至如皋东城宿,有《舟行联句》。过如皋,看陈子璹所藏的《元祐党人碑》《诸葛忠武画像》。二十一日,宿海安,作《诸葛忠武画像联句》。二十二日,宿冯甸,作《哀双凤联句三十二韵并序》,这是一首颇有影响的长诗,民国时王揖唐先生在《今传是楼诗话》一书中给予很高评价:“通州张季直謇、范肯堂当世、朱曼君铭盘,均以朴学齐名。蛩相依,艺林争羡。有《哀双凤》五言排律,流传一时,亦一段佳话也。哀感顽艳,荡气回肠,亦可想见三君少年时才藻之盛矣。”二十五日,宿华子口,作《仪征道中联句》。他们在联句中称:“吾侪三十年方壮,裸壤龙章傥可休”。“身世苍茫泣五噫,同舟尔我况将离。大河落日重沽酒,席帽谈兵更赌诗”。展示了三人的才情和豪气。

赵元礼先生在《藏斋诗话》中借张裕钊的话给三位才子予很高的评价。张裕钊是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也是曾借以复兴桐城文化的主要支柱之一。他是古文大家,凤池书院院长。他是张謇的恩师,张謇曾向他“叩问古文法”。张謇十分崇拜这位大师,在《祭张濂亭夫子文》中,不仅赞美夫子之文,而且肯定夫子对桐城文化的贡献:“刘、姚禅作,姬传尤昌。再传之盛,崒起湘乡。孕忠耿于天骨,荡元气而翕张”。“上参扬、马,俯揖曾、王,开咸、同之绝席,扫尘坌之秕穅”。

濂亭夫子对江东三士关爱有加。他在赠朱曼君诗中云:“龙虎忽腾上,雄出为干将。希宝宁复有?欲持贡玉堂”。他把朱、张喻为龙虎,他们都是国家的稀世珍宝,应当把他们贡献奉朝廷,服务国家。他又说:“英英范与张,騄駬骖骐骝。”他又把张謇与范肯堂喻为千里马。騄駬,指名马,周穆王八骏之一;骐骝,指良马,《商君书·画策》:“骐骝、騄駬,每一日走千里”。骖同“参”,这里有陪伴之意。全句意谓范与张都是日行千里的宝马,都是俊美而气概不凡的人才。

光绪五年十一月,謇母金夫人病卒,其父张彭年为金氏谋一茔地。范君山茨知道后,“割其先茔与君寿穴之余地若干亩,俾归葬焉”。张氏以“海门东图故有薄田,分亩若干,用于抵直”。此事令张氏父子非常感激,张謇在《大人命初易范氏地约》中称:“嗟乎!百年旦暮,谁非陈人;一诺忾慷,公真健者。元白比邻之雅,已愧前休;张范生死之交且从今始。子孙世世,长毋相忘。”从此,张范之间便有生死之交谊,光绪三十年(1904)十二月五日,肯堂突然病发,“吐血瓯许”,张謇闻讯“亟视之”。肯堂“甚惫”,却执张手耳语:“子长我一岁,望节劳。我可死,子不可死,幸记之。”张“闻之心楚”,感慨万千,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论其诗文,非吾州二百五十年无此手笔,即与并世英杰相衡,亦无容多让。虽以不节于用之故稍被世讥,要其大段,明白公理,尚非他人所能及也。”

十日,肯堂卒于上海。张謇为之怆痛。他在挽联中写道:“万方多难,侨札之分几人,折栋崩榱,今后谁同将压惧;千载相关,张范之交再见,素车白马,死生垂为永辞哀。”

朱铭盘是张謇在吴长庆军幕结识的朋友。光绪二十年,朱积劳成疾,在旅顺张光前军中病卒,年仅41岁。张謇得曼君客死旅顺讯,“凄惋无涯,名心益冷”。作《祭亡友朱曼君文》,深情回顾两人的友情,“独余是亲,咏陶好喜,余之聪明,实非君配。意量相资,磋磋切切。分笺写檄,昼几宵灯。同舟并辔,抵 趾 揄肱”。他高度肯定曼君的文章,“君雄文章,耻作常语,俾余抨弹,寸痏必举”。更为曼君的不幸而哀伤,“著书不竟,摧肾绝肝。子呱弥月,洗以 雚 兰。”曼君病殁后,其妾携幼子朱驎之来南通,张、范、顾等决定每年接济朱氏母子“二十六千”,朱驎之成年后,张謇将其安排在大生企业任职。可见他们交情之真,之深,是人间最可宝贵的君子交情。

“江淮五才子”是南通良好的文化生态的产物,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南通文化生态的风彩。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七十年间,我国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文化生态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西方思想文化的进入,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改良派、革命派代表人物的思想文化促进了文化生态的变化,爱国、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艺术逐步成为进步文化的主流。

南通地处江海一隅,东濒黄海,南倚长江,自然条件得天独厚,长江天险不仅为南通人避免了太平天国军的浩劫,而且为南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海门因此而获得长足的发展。海门于后周显德五年置县,几经沧桑,沦为泽国。至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肇始建厅,到咸丰十年(1860)不足百年,经济、文化落后。自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并逐步占领江南,江南人因避兵祸而涌入海门,不仅带来了劳动力、生产资料、生产技能,而且带来了许多文化人,其中有儒学大师李联琇、虞山画家胡芑香、锡山书法家钱子谅以及叶裕仁、赵彭渊、王汝骐等名师。正是他们发现和培养了海门厅第一位才子一一周家禄;也是他们提升师山书院的办学水平,培养出大才——张謇;又是他们帮助茅炳文鉴定出版了建厅后的第一本诗集一一《师山诗存》;还是他们为杨蓉初的《海隅纪迹》即(海门二十景诗)作序、绘画、书写,使之成为诗、书、画、序精美的集子。海门的文化生态大为改观,推动了南通文化生态的整体优化。形成了尊崇知识爱惜人才的社会风气,正如《海门二十景诗·深柳书声》所云:

宅边五柳旧知名,绕屋荫浓画不成。

学锻高情闻叔夜,填词绝调让耆卿。

焚香展卷容驱蠹,携酒传柑懒听莺。

争向龙门思御李,松风常和读书声。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